译者： 魏国辉 张雅乔

书信作为研究移民和定居的材料以及文学形式，一直受到历史和文学界的关注。特别是跨国信件，长久以来都是记录移民和重新定居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信是一个令人心安的文本空间，它承载着记忆，记录着创作的瞬间，描绘着阅读的此时此刻。全球新冠病毒的肆虐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流动性，扰乱我们对时间的感知，而书信则成为了人们反思这个艰难时期全球经历的重要方式。

在这本名为《亚太地区留学生的流动与声音：致新冠病毒的信》（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ies and Voices in the Asia-Pacific: Letters to Coronavirus) 的书中，曾乙恩邀请了来自亚太地区不同地区的留学生、学者、教育工作者和一位艺术家，并让他们分别写了致新冠病毒的信。曾乙恩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讲师，其研究重点是高等教育对年轻人公民责任感的影响，以及对年轻人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经历的影响。

通过20封直接写给新冠疫情的信、8篇评论和8件艺术作品，致新冠疫情的信带我们回顾了2021年上半年前留学生们的生活——动荡不安，连行动也受到疫情的限制。书信作为一种“记录当下”的方式，推动了国际留学生的流动，也为其提供了发声渠道。虽然这些信件永远不会到达预期收件人的手中，但它们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其中包括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等等，并让我们深入解读并挖掘这些信件中额外有价值的层面。

《致新冠病毒的信》分为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制度”与“经历”探讨了疫情期间的（非）流动性概念。最后一部分“愿景”则是进一步的反思，以及描绘疫情结束后世界的理想发展轨道。尽管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法，但书信的语气流畅自然：有的触及个人经历，观点开发，而有些则是陈述客观事实，不显露个人情绪，以营造动态阅读体验。

随着深入了解《致新冠病毒的信》，我们不仅看到了疫情期间教育所面临的时空挑战，还看到了自我反思的故事，以及意料之外的机遇。在泰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朱婷舒（Juliet Tingshu Zhu）强调说，这次疫情是“她人生中最长的一次旅居”，也是疫情让她理解了国界受到时空的限制。澳门的菲律宾学生约瑟夫·辛·贝拉斯科（Joseph Cing Velasco）讲述了他在疫情初期跨国旅行的失败经历，并将其视为一种“焦虑性流动”。同时，对于在鹿特丹学习的日本学生铃木尤里（Yuri Suzuki）来说，日本的锁国令让她意识到疫情“以新的方式壮大了我们的群体”，即通过网络平台更好的投入课堂，以及参加线上活动。另一封信是来自加纳学生马武

托·夸梅·阿希亚布（Mawutor Kwame Ahiabu），他原本打算去印度尼西亚留学，但却被迫滞留在自己的国家。他在信中激动地写道，疫情“肆无忌惮”地压迫我们这一代人，是疫情直接剥夺了他的学业成就，让他的职业目标落空。

《致新冠病毒的信》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聚焦于亚太地区的留学生。这个地区不仅拥有世界近2/3的人口，全球40%国际移民都来自这里，这使得该地区的学生成为了各级高等教育中最大的留学生群体。这些留学生曾被认为经济相对优越，且见多识广，但疫情爆发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易受影响，出行受限，成为受新冠病毒影响最直接的群体之一。

这本书我们可以从学术的角度反思疫情，探讨人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经历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行动力和决策力。曾乙恩已着手于这样一段探索之旅，他的目标是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理论思考，特别是在疫情下的人员流动性研究方面。这些信件和评论所具有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对教育地理学领域有重要贡献，也对使用定性民族志方法研究青年教育问题有巨大启发。

而作为一名同样经历了疫情的留学生，我在阅读这些学生的信件和评论时深感共鸣，同时也提醒自己，我们仍处于努力克服损失和深刻理解疫情的阶段。自新冠疫情的高峰期以来，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段时光似乎已远去。然而《致新冠病毒的信》却是重要的记录，它详细记录了疫情期间亚太地区留学生被打乱的生活。这些信件在记录当下的同时，也在书写未来，书写国际学生的进一步融入，书写学生的经历在学术和人文方面给我们的启示。

图片来源：托马斯·威尔莫特（Thomas Willmott）发布于网站Unsplash。书籍封面经出版商许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