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吳佳敏 (Charmaine Ng), 方宥臻 (Salvador Fang)

中國是澳大利亞的主要貿易夥伴，也逐漸成為主導印太地區的一股強權。去年，中澳兩國慶祝建交50週年。自1972年以來，中國和澳大利亞在貿易、教育、科技等許多領域開展廣泛合作。中文及中國相關研究在澳大利亞高等教育中廣為傳授。澳大利亞在公共服務、大學和智庫中擁有一群為數不多的中國專家。此外，因為近幾十年來移居澳大利亞的中國人，澳大利亞擁有大量講普通話及廣東話的人口。

儘管如此，問題是，澳大利亞有多了解中國？我們的知識水平是否存在重大差距？澳大利亞人文學院的新近報告《澳大利亞的中國知識能力》認為，澳大利亞需要「主權中國知識能力」來應對新的挑戰。該報告指出，澳大利亞的中國知識能力明顯不足。當中發現的一個重要缺口是，結合中文培訓與中國文化、社會和政治分析的高級和專業課程的數量急劇下降。

澳大利亞大學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獲得中文和中國研究方面的高級技能。無論是否具備中文語言背景，澳大利亞學生的標準途徑是完成中文主修並修讀中國歷史、文化、政治和社會的課程。那些即使以中文為母語、會講普通話的澳大利亞學生往往也不具備閱讀中文的能力，因為要能讀懂必須先掌握成千上萬個漢字。他們所尋求的是提高中文閱讀和書寫能力的加速課程。不具備中文語言背景的學生需要不同類型的課程，包括普通話口語和中文書寫的訓練。這兩類學生都希望提高自己對中國文明、政治和社會的認識。對於那些希望從事與中國有關的職業，如外交事務、公共服務、商業，或開始攻讀中國研究學位的人來說，中國研究榮譽課程（或與另一學科如政治學合併的聯合榮譽課程）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重要途徑。

傳統的中國研究榮譽學位提供致力於中國研究的一年制課程，當中包括一系列進階語言科目，以及為期一年、在老師指導之下完成字數下限為10,000字的研究論文。榮譽學位畢業生獲得的獨特資格使他們在普通本科生中脫穎而出。一級榮譽學位讓畢業生在許多優越的職業中取得競爭優勢。在某些情況下，於榮譽學位階段完成的優秀論文促成具有國際地位的出版物。在最佳的情況下，中國研究榮譽學位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課程，為終身參與中國事務奠定了基礎。 然而，有跡象表明，為澳大利亞提供中國專家的時代管道現正急劇減少。

《澳大利亞的中國知識能力》報告基於對來自各行業、政府和學術界的百多名人士的訪談和問卷調查，以及澳大利亞國內與中國相關的教學和研究的現有數據。領銜作者採用了「中國知識能力」的廣義解釋，涵蓋研究、教學和學術合作。重點之一是在澳大利亞高等教育中提供中文及相關領域的進階課程。報告認為，傳統的中文榮譽學位實際上幾乎不復存在。雖然中文榮譽學位可能繼續保留在各大學課程手冊內，但實際入學人數寥寥可數，甚至近乎於零。調查人員發現，2017年到2021年期間，澳大利亞全國共有17名本國學生於六所大學獲得了中文榮譽學位，五年間，每所大學平均只有不到三名學生（第24頁）。

關於澳大利亞高等教育中的中文榮譽學位的歷史招生目前尚無數據可查。然而，經驗頗豐的漢語研究學者指出，中文榮譽學位課程長期以來規模不大，但在21世紀初期的招生人數比現在多。為什麼學生的需求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急劇減少？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將借助於2021年11月舉行的一次圓桌會議的結果，該次會議由12名負責提供全澳各地中文課程的高級學術人員參加。每位代表都獲邀討論他們所屬院校的進修課程及榮譽學位的優劣。

會議涉及一系列問題。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從澳大利亞學校教育的最後一年（即12年級）到大學主修中文畢業期間，學生持續進修中文的管道問題。越來越少高中生在12年級時修讀中文，並於畢業後繼續攻讀中文本科學位。更少學生完成主修課程後達到獲榮譽學位取錄的技能水平。

自2020年，因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出入境限制，導致澳洲境內課程減少是另一個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境內學習是獲得高級語言技能的重要元素。這種情況可能在疫後恢復的時代會有所改善。

有些大學的中文課程僅由一到兩名全職學術人員負責。在這些情況下，課程根本沒有資源提供榮譽學位。2017年至2021年間，在14所實力雄厚、提供中國研究課程的澳大利亞大學中，只有6所大學授予學生中國研究暨漢語榮譽學位。

在許多情況下，中文榮譽學位仍然繼續招生，但由於各種因素，學生對學位的需求微乎其微。因入學率下降，榮譽學位（若有的話）中與中國相關的內容很可能比過去幾十年要少。例如，中文榮譽學位可能在系級或院級運作，且有可能有與中國沒有具體關係的必修通用科目。因此，對想要提高中文或中國研究技能的學生而言，這些學位變得不再有吸引力。

在新趨勢中，大學榮譽課程面臨來自其他看似更有利可圖的課程的競爭。過去十年，許多大學都開設了全額收費、可以招收任何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的授課型碩士課程。典型的授課型碩士課程收取高額預付學費，對大學來說，這比入學人數少的榮譽語言課程更有利可圖。現在大學鼓勵頂尖的學生將授課型碩士課程作為完成大學學業的常規方式。一個常見例子是國際關係碩士課程。這類內容廣泛的課程一般不包含語言培訓。這意味著，如果國際關係碩士學生希望在他們的論文中使用中文參考資料，那麼他們必須已經具備必要的中文技能。

另一個問題是缺乏鼓勵和誘因。圓桌會議的受訪者提出，大學沒有明確鼓勵中文主修的學生繼續攻讀榮譽學位。此外，大學很少或根本沒有提供誘因予學術人員來開辦招生人數少的課程。舉例來說，在安排工作量的時候，大學往往沒有考慮到指導榮譽學生撰寫論文。

該圓桌會議一致認為，澳大利亞國內針對高級中文的語言、分析以及研究技能的培訓存有系統性危機。不過，中文並非唯一受到榮譽課程入學人數急遽下降影響的語言。澳大利亞大學語言和文化網絡（LCNAU）在2022年11月28日至30日舉辦名為「在澳大利亞提供榮譽和高級語言課程的挑戰」的專題討論會，深入討論了在澳大利亞高等教育中提供歐洲和亞洲語言課程這一主題。

從富有中文、德文及日文經驗的語言學習者的演講中，可以發現他們所屬機構的語言榮譽課程非常少，甚至數量正急遽減少。墨爾本大學德語專業的希瑟·梅爾·本鮑副教授（Heather Benbow）更表示，報導指出2022年全澳只有25名學生註冊了其中六個歐洲語言榮譽課程（法語、德語、義大利語、俄羅斯語、西班牙語與烏克蘭語），平均各語言只有約四名學生。

歐洲語言面臨與亞洲語言相同的管道困難。高等教育中大部分歐洲語言的入學人數有所下降，這也意味著多數學生只求較低的語言熟練度。歐洲語言榮譽學位受到過去十年來各大學積極推廣的新授課型碩士競爭的影響，榮譽學位的提供以及同窗學習的體驗也不例外。隨著科目選擇的減少，榮譽課程更難以在所選領域提供深入研究。

澳大利亞沒有專攻中國研究的專業授課型碩士學位，這在澳大利亞需要吸取並提升其中國相關知識的時候無疑是個關鍵缺口。事實上，澳大利亞典型的文科與社會科學的授課型碩士接受沒有相關學術經驗的學生入學，這吸引了大量學生入學，但其碩士學位卻無法提供足夠的學術專業。

如果不培育中國研究榮譽學位畢業生，對澳大利亞有影響嗎？我認為該榮譽課程對澳大利亞不論是否有中國背景的學生來說，仍是獲得適當的中文讀寫能力，甚至純為興趣而使用中國研究資源的最佳途徑。傳統的榮譽年提供學生一整年的時間，在指導老師的悉心照顧、可能還有同學的陪伴下探索中國文化世界。在最好的情況下，這能為畢生對中國的興趣奠定基礎，並為需要寫作與分析能力、多元文化技能以及亞洲相關知識的職業打下堅固基礎。在澳大利亞沒有其他課程能以提供這種中文與中國知識的專業組合。

澳大利亞取消中文榮譽課程的代價是，切斷能夠培育一批具備中國知識的畢業生的時代管道。澳大利亞持續引入大量中國專家來填補大學和智庫的職位空缺。從目前的趨勢可見，未來澳大利亞培育的本土中國專家將少之又少。尤其在需要以澳大利亞視角來幫助應對未來的同時，這是一個巨大的缺口。

有跡象顯露，這是一個令人關切的國家級問題。澳大利亞9號頻道於2022年10月27日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為「如果澳大利亞與中國關係破裂，前景堪憂」。其中表示，中國領導體制是個「難以看見內部的黑盒子」。編輯補充說道：「澳大利亞需要在黑盒子中找到出路。這將需要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中國知識，也需要我們努力尋找兩國可以合作的地方，並建立可以在政治聚光燈外表達長期分歧的交流方式。」我要強調的是，要找到兩國可以攜手合作的領域並建立調解長期分歧的橋樑，需要中英語言的幫助。

綜上所述，不論是恢復中文榮譽課程，還是為那些中文或相關學術研究畢業的澳大利亞人開設一至兩個以中國為主的專業碩士課程，都需要共同努力。大學需要以工資補貼的方式來激勵該專業，學生則需要以獎學金或學費減免的方式來鼓勵。推動大學決策的市場激勵需要透過政府激勵措施來平衡，以提供符合國家利益的成果。

主圖：中國浙江省嘉善鎮騎摩托車的情侶， 經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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