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张砚秋、李俊慧、杨雨晨

2021年度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对澳大利亚的态度日渐冷淡，这凸显出日益恶化的中澳两国关系。

受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委托，我们与环球时报舆情调查中心以及在中国久负盛誉的社会市场调研公司数字一百合作，于2020年6月开展了首次民意调查。这是首个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公开民调，第二次民调结果显示公众态度已然消极。

参与调查的受访者被要求在0到100分的范围内，针对目标国家进行好感度打分。澳大利亚所获的好感度得分从2020年的65.28分下降到今年的55.61分。在去年的民意调查中，不足一成（7.6%）的受访者在14个目标国家中把澳大利亚选为“中国最好的朋友”，但该比例在今年缩减至半成以下（4.5%）。

在今年的民意调查中，选择澳大利亚作为热门旅游和留学目的地的受访者比例同比下降了17%。与此同时，由于选择“最想去澳大利亚旅游”的受访者比例从16.7%下降到13.6%，在12个“你最想前往旅行的国家”中，澳大利亚的排名由2020年的第二名下降至今年的第四名。

同样地，选择“最想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受访者比例从2020年的16.5%下降至今年的13.6%。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澳大利亚于中国的意义持续不断地被重新定义。去年接近七成（66.8%）的受访者认为，“对中国来说，澳大利亚更多的是经济伙伴”，今年持这一观点的受访者比例缩减至六成以下（58.7%）。

同样地，超三成（34.2%）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更大程度上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对中国构成威胁”，持该观点的受访者比例同比上涨了5个百分点。认为“澳大利亚更大程度上是军事威胁”的受访者比例与去年相比翻了一番，增长至7.1%。

2020年和2021年的民意调查结果证实了我们之前的观察，即中国公众对澳大利亚的看法存在矛盾。一方面，在澳大利亚，那里有可爱的考拉、美味的牛肉、香醇的美酒以及阳光沙滩，中国公众将它是视为留学、旅游和移民的首选地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国公众认为澳大利亚是 “美国的走狗”，这是人们最常用到的一个字眼。

如今，随着中澳关系的日益紧张，中国公众对澳大利亚的这两种看法愈加难以调和，这对澳大利亚的商业贸易活动以及大学教育都将可能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们民意调查中的部分问题与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年度民意调查所采用的问题相似，此项年度调查始于2005年，调查内容同时涉及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态度。

需要注意的是，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开展的年度民调及悉尼科技大学开展的关于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态度的民意调查，两项调查旨在追求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而本项民意调查却聚焦于中国的中高收入人群。在本项调查共计2067名的受访者中，超七成（76.3%）受访者月收入介于1000至1599澳元，属于中高收入人群，接近七成（68.17%）的受访者拥有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

受访者的来源地覆盖中国十大城市，包括北京、成都、广州、昆明、青岛、上海、沈阳、武汉、西安、郑州。

根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其他相关的统计和研究，中高收入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3%，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5.5%。

去今两年的民调结果都表明，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与其对澳大利亚所抱持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越低，受访者对澳大利亚的负面情绪就越强烈。换言之，如果要调整本项调查，以使得调查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由此得到的民调结果会比目前所见的结果更为消极，而且可能会出现显著差距。

例如，若基于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针对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对2020年民调中的样本作出调整，中国受访者对澳大利亚的好感度打分会降至55.44分（满分100分），今年的民调结果在调整后会降至40至47分（满分100分）。

这与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民意调查中发现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冷漠态度相比，情况相差无几。澳大利亚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打分只有32分 （满分100分）。

还需指出的是，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开展的年度民意调查、悉尼科技大学开展的民意调查以及本项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民意调查是在同年间的不同时间段进行的。

本项民意调查于2021年6月11日至15日期间进行。然而，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和悉尼科技大学开展的民意调查是于同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收集受访者的反馈。在此期间，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加征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中美两国高层完成拜登上任后的首次重要会晤；美日印澳四国于三月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领导人线上会议；澳大利亚政府还发表过关于中国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的声明。

而相比之下，6月中旬的这一周里，中澳两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波澜不惊的状态。

深入研究本项民调结果后，我们发现，即使仍有接近五成（45.6%）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中澳两国双边关系中最大的干扰因素，但实际上与去年同期（49.5%）相比，该比例已有所下降。

超过三成（35.4%）的受访者认为中澳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影响双边关系的最大干扰因素，该比例高于去年的32.5%；不足两成（15.9%）的受访者认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差异源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影响，该比例同比略有上升。

该结果或许反映了受访者对澳大利亚及其对华政策有了更细致的理解，而非想当然地认为澳大利亚仅仅代表美国的利益。然而，中国民众在看待国际局势时很可能会继续认为世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并通过这一视角来解读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

当受访者被问及“是否看好中澳两国关系回暖”，令人欣慰的是，超过四成（43.3%）的受访者表示“看好中澳两国双边关系的回暖”，而超过三成（34.7%）的受访者表示“不看好中澳两国双边关系的回暖”，此外还有超过两成（22%）的受访者表示“难以做出判断”。

中澳两国“联合资助亚太地区的援助项目” 似乎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有超五成（53.4%）的受访者在民调中支持这一项目，超过两成（21.4%）的受访者持反对态度，持中立立场的受访者比例约为22.5%。

有趣的是，本项中澳关系公众调查和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开展的年度民意调查存在一个共同的趋势——中澳两国间，一国公众对另一国的好感度似乎与年龄有关。在两项调查中，中澳两国三十岁以下的公众对对方国家好感度最高。

或许对未来中澳关系而言，这是个好兆头。

胡博士是此项民意调查的领导者。

Image: Shoppers in Shanghai. Credit: _ChrisUK/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