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Taiwan leads the rest of Asia in recognising LGBTQ+ rights | Melbourne Asi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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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y 2019, Taiwan broke barriers by legalizing same-sex marriage, becoming the first in Asia to do so. While the enormous efforts of activists — coupled with the progressive mindset of Taiwanese youth — were instrumental in achieving this milestone, what is it about Taiwan that has made it the regional forerunner when it comes to the rights of sexual minorities? What lessons can other societies in Asia learn from Taiwan’s experience? And how are greater contentions arou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colouring the movement in its fight against remaining discrimination? Taiwan LGBTQ+ researchers and advocates, Dr Wen Liu and Adam Chen-Dedman, examine the issues and intersections with presenter Ali Moore.

An Asia Institute podcast. Produced and edited by profactual.com. Music by audionautix.com. English transcript here.

Main image: (L-R) Dr Wen Liu and Adam Chen-Dedman. Listing image: Rainbow over Taipei. Credit: tzutzu/Flickr.

為什麼台灣在承認LGBTQ+權利方面處於亞洲領先地位

譯者:安予(Isabelle Li),燈燈(Cheer Li),筱筱(Fiona Liu),花花(Flower Wang),羊羊(Vicky Yang),乍北(Emmery Si)

簡介:2019年5月,台灣打破障礙,使同性婚姻合法化,首次在亞洲實現這一成就。雖然活動家的巨大努力,再加上台灣年輕人的進步心態,在實現這一里程碑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性少數群體權利方面,是什麼使台灣成為亞洲的先行者呢?亞洲其他社會可以從台灣的經驗中吸取哪些教訓?台灣圍繞國家認同的更大爭議如何影響其對抗其他剩餘方面的歧視?台灣 LGBTQ+ 研究人員和倡導者劉文博士(Dr Wen Liu)和戴擁浩(Adam Chen-Dedman)將與主持人阿里·穆爾(Ali Moore)一起探討這些問題和相關內容。亞洲研究所播客。由 profactual.com 製作和編輯。音樂由 audionautix.com 提供。

主圖:(從左至右)劉文博士和戴擁浩。列表圖片:台北上空的彩虹。圖片來源:tzutzu/Flickr

旁白:

根據《雅加達郵報》和墨爾本大學之間的協議,《傾聽亞洲》播客在《雅加達郵報》平台上播出。

阿里·穆爾:

大家好,我是阿里·穆爾。這裡是《傾聽亞洲》。

劉文:

說起LGBTQ+權利問題,我們一般認為這是特指西方背景下的問題,是只屬於西方的民主。但我認為台灣已經證明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它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但顯然,它必須建立在民主制度的基礎上。

戴擁浩:

所以,如果回顧台灣過去35年的政治發展,你就會發現許多運動從社會層面發展到政府及議會層面。有些人曾經是不同運動的活動家,現在或在政府中擔任決策職務。因此,這明顯有利於推動其中一些問題的解決。

阿里·穆爾:

在這一時期,為什麼台灣在承認LGBTQ+權利方面處於亞洲領先地位。

《傾聽亞洲》是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所亞洲研究學專家的播客節目。

2019年5月,台灣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成為亞洲首例,在這個通常不承認LGBTQ+群體所面臨的問題或使人們遭受歧視的地方,這一里程碑使台灣成為當之無愧的先行者。台灣在爭取 LGBTQ+權利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台灣青年活動家和他們的政治進步。

在解決諸如收養、輔助生育和跨國婚姻等領域的權利差異問題中,這股勢頭仍然存在。但是,在性少數群體權利方面,是什麼讓台灣成為亞洲的先行者?這個以漢族為主的社會是如何擺脫對同性戀的傳統看法?台灣在國家認同方面的巨大爭議如何影響了這場運動?亞洲其他社會可以從台灣的經驗中吸取哪些教訓?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作家、活動家劉文博士將與我們一起討論台灣的 LGBTQ+問題和其他相關的問題。戴擁浩,老師,目前正在墨爾本大學攻讀關於台灣性認同政治的博士學位。歡迎你,文,歡迎你,擁浩。

劉文:

大家好。感謝您邀請我來這個節目。

戴擁浩:

你好,阿里。

阿里·穆爾:

擁浩,我想先問問你。讓我們從亞洲的LGBTQ+權利開始談起,台灣在這些權利方面的做法與亞洲其他社會,或者其他類似的民主國家相比有什麼區別呢?

戴擁浩:

感謝您的提問,阿里。我認為,在過去的30年、35年里,台灣對LGBTQ+權利態度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的民主化和自由化進程。如果台灣沒有國民黨(KMT)做出部分自由化的選擇,就不會有今天的台灣。

但也因為新的運動,有一個運動叫黨外運動,這個運動從1949年持續到1987年,在此期間台灣一直被國民黨鐵腕統治,處於戒嚴狀態。奠定這些基礎的,正是那些我們用 「台獨」或開放台灣社會的活動家來形容的人。

我認為,台灣在2019年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如今又開始關注變性人權利等問題,這些都是上世紀90年代站在前沿的女權主義者和酷兒活動家為今天的成就奠定的基礎。因此,我認為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台灣確實處於領先地位。這與台灣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我認為,從泰國到新加坡,從日本到韓國,整個亞洲地區的活動家們都很清楚,台灣在LGBT權利方面的進步與其自由的政治制度密切相關。

阿里·穆爾:

文,你一直生活在這種政治環境中,應該深有體會。您是否同意這與台灣政治制度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劉文:

是的,我非常同意這一點,因為我認為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為亞文化和各種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很多機會。90年代之後,到了2000年,來自北美、歐洲和亞洲的全球LGBTQ+運動推動了台灣社會和自由民主社會對LGBTQ權利的進步。

阿里·穆爾: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對性少數群體的支持與台灣人對身份的認同,以及台灣擁有一個充滿活力和包容性的民主政體的自豪感之間的關係有多深?文,你是否認為,就像我們說的,這與更廣泛的政治發展息息相關?是否也跟台灣人的自我意識有關?

劉文:

是的,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我首先想要說的是,與西方社會不同,西方社會對同性戀或 LGBTQ+人群有一種基於精神病學的深刻病態觀念,以及圍繞 LGBTQ+人群有制度化和宗教化污名。在台灣,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歷史。

真正有趣的是,台灣的LGBTQ+運動並沒有經歷這種長期的深度病態化。這與80年代到90年代的政治動員有直接聯繫。而在2014年前後,我們有了太陽花運動,這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它真正激發了台灣本土身份的新概念化,以對抗中國政權的崛起。

阿里·穆爾:

這是一場學生抗議運動,對嗎?在2014年前後。

劉文:

是的,是反對基於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貿易協議。這遭到了學生運動的強烈反對,他們佔據立法院長達數月之久。與此同時,太陽花運動所發起的動員和建立的基礎也與LGBTQ+運動緊密相連。作為台灣人,作為台灣的年輕一代,作為LGBTQ+群體中的一員,同時在全球範圍內被關注,你會發現這兩者之間的交叉聯繫。

阿里·穆爾:

擁浩,其實,在一個非常相似的主題里,引用你研究中的一句話,「對我的信息提供者來說,台灣民族和他們的同志性公民身份是相互構成的」。你能解釋一下這句話,並解釋一下「同志」這個詞嗎?

戴擁浩:

其實,「同志」一詞最初是國民黨使用的一個術語。實際上,它來自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一句話。後來被共產黨採用。「同志」一詞的字面意思是志同道合。但在英語中,它可能被定義為戰友。因此,在北京,你會經常聽到共產黨的最高統治者習近平稱呼中國人民和奮鬥中的人為同志。

這個詞是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香港的一場運動中被採用的,或者說是被重新定義為代表雙性戀少數群體的詞。現在,這個詞被廣泛用於整個華語世界,就是說中文的地方,作為 LGBTQ+身份的總稱。比如,當你與台灣人交談時,他們經常使用「同志」一詞來指代自己。

所以,你剛剛引用的那句話中它們是怎樣相輔相成的呢?我想簡要回顧你剛才提到的台灣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社會這一點。我認為我們必須將台灣的歷史放到定居殖民主義的框架中來看。因為我認為無論對於澳大利亞還是美國的聽眾來說,歐洲殖民主義之間的聯繫都是非常明顯的。歐洲的殖民者來到澳大利亞或者美國,建立自己的定居點,抹去原住民的歷史和民族。

在過去的400年里,台灣也出現了十分類似的現象。因此,我認為在過去的,比如說在過去的80年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立場一直都是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論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

然而在20世紀40年代初之前,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沒有官方聲明台灣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必須把台灣放在從17世紀開始的漫長殖民史中來看,它先後被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清朝統治。我們甚至可以討論清朝人是否算作中國人,因為他們是滿族吧?然後是日本殖民時期,之後的政權再次由中國人掌管。

因此,我認為,為了公正地看待過去35年台灣身份的發展,我們認為台灣人之所以主張台灣身份,不是因為他們想要挑釁中國,或維持這種分裂的體系。實際上,台灣已經經歷了400多年的殖民壓迫。

所以,其實只有從1987年起,台灣的政治制度才允許地方主體性的發展。所以,地方身份的形成、對本土的認同以及將台灣視為故土的情感,正如我所說的,這與LGBT運動相相輔相成。因為如果沒有那種民主、自由的政治空間來支持LGBT和台灣人的身份,這兩者根本不會出現。

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歷史的問題,也是關於台灣未來的問題。如果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的LGBTQ+運動將會何去何從?

阿里·穆爾:

文,我知道你很年輕,可能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事情記憶不深了,但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根據你的研究,在這個運動開始之前,台灣酷兒群體的生活有多艱難?

劉文:

我1987年出生,90年代和21世紀初我都經歷過。那段時間非常有趣,因為90年代實際上是LGBTQ+文化創作非常活躍的一個時期。那段時間出現了特別多經典的小說和影視作品。可能這些作品那時使得台灣看起來對LGBTQ+群體很友好吧。

但是那些在公開視野之外的社會空間中,不是說現在你會看到主流音樂視頻中出現同性伴侶,或者說我們幾乎政治正確地認為人們的伴侶可以是異性、同性或跨性別。在20世紀90年代,LGBTQ+圈子是一個非常亞文化的現象。到了2000年,由於互聯網的興起,我們有了許多聊天室平台,可以通過博客文章對出版物進行更多的交流。在21世紀初有更多的文化交流。但是,我們也看到了主流社會的反應,他們想要更多地瞭解這個神秘群體,你可以說這是一種戀物癖。

有幾次記者帶著隱藏攝像機潛入了女同和男同酒吧,然後在電視節目上曝光了他們的身份。這對 LGBTQ+ 群體來說真的是個創傷。不過,這也促使這個群體更加政治化,大家意識到必須動員起來,要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讓外界看到,而不是以我們不想要的方式被曝光。

阿里·穆爾:

那麼,文,這是否意味著這場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是酷兒群體,或者是說,這完全是由酷兒群體推動的?

劉文:

是的,這完全是一場為反對媒體污名化以及警察對酒吧的突擊檢查等而發起的草根運動。

阿里·穆爾:

擁浩,在你看來,這場同志運動在早期尤其面臨哪些挑戰和阻力?

戴擁浩:

我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初,當台灣的社會運動真正興起時,出現了一個非常活躍的女權主義群體。而且女權運動中最早的分歧或者說分裂之一可能就是關於女同性戀身份的爭議。主流女權團體是否接受台灣的女同性戀者成了一個問題。

因此,這影響了群體內部的團結。正如文所說,在20世紀90年代,這個可視性政治問題是一種非常亞文化的現象。回顧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幾次圍繞酷兒身份展開的公開示威,很多參與者都戴著面具。那時公開出櫃非常困難。直到1998年,第一家以性少數群體為基礎的LGBTQ+非政府組織——同志熱線(Hotline)才成立。

實際上,我記得是在1999年,這個群體第一次嘗試合法註冊時被拒絕了,不得不等到下一年再嘗試。因此,在2000年,他們才合法地成立了非政府組織。要說運動策略真正發生轉變的具體時間,那就是2000年左右。因為那時,民主進步黨(DPP)——一個在20世紀80年代基本上是由活動家組成的團體——第一次參加了總統的民主選舉。

在1996年,他們失敗了,但在2000年,他們贏得了選舉,陳水扁當選總統。這是國民黨第一次自願放棄政權。在2000年10月,陳水扁政府成立了人權咨詢委員會。這是台灣第一次公開承諾人權原則,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

事實上,雖然我們可以批判陳水扁政府,他缺乏政治意願實現他的承諾。但在21世紀初,陳水扁確實會見了一些致力於爭取和保護LGBT權利的活動家。甚至還討論過制定一些關於同性婚姻法律的可能性。

這些討論最終並沒有取得進展,可能是因為民進黨擔心這一問題會引發政治爭議。我認為當時台灣社會可能還沒有準備好,但我們可以一直持有這樣的論點:社會什麼時候真的能夠準備好呢?不過,21世紀初確實是改變政治空間的一個分水嶺,正如文所說,這一時期是運動政治化的重要節點。

劉文:

是的,我同意。我還想補充一點,那時候確實非常有趣,陳水扁競選總統時的整個競選綱領圍繞人權原則展開。這就是他的整個政治競選活動,因為民進黨經歷過嚴酷的戒嚴時期,那段時間人權嚴重缺乏保障,一度出現了政治難民、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之類的問題。

在2000年,他們認為如果台灣希望在國際上獲得認可,就需要成為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如果大家還記得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全球的人權話語中,關於同性戀權利的看法是非常有爭議的,但它卻是人權話語邁向的新里程碑。

我們能發現美國也有類似的情況。所有關於反歧視的立法、運動,以及許多草根組織追求的法案,都集中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我認為台灣確實非常渴望通過這種人權話語和這樣的形象來進入國際社會。

阿里·穆爾:

文,可以看到我們達成了一些重要的里程碑,當時的發展勢頭似乎很迅速,是這樣嗎?在21世紀初的教育系統中確實如此,實際上2007年也出台了就業歧視的禁令。

劉文:

是的,發展速度令人驚訝。但是葉永鋕事件,這個不符合傳統性別規範的孩子在學校遭受欺凌,並在學校的廁所里遇害。這一事件推動了2004年教育領域的性別平權法案運動。

很快,關於註冊配偶關係和早期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運動也開始了,其中還包括了兩個其他法案:《民事伴侶登記法案》和《多元成家立法草案》。這實際上是對多樣化家庭形成和伴侶關係的女權主義追求,這些都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

阿里·穆爾:

擁浩,我猜同性婚姻的立法才真正改變了遊戲的規則,對嗎?

戴擁浩:

是的,文提到的,在英語中常中被稱為「Rose Boy」的葉永鋕。關於他的那場在2000年發生的悲劇確實讓LGBTQ+運動的參與者意識到僅僅提高曝光度是不夠的,還需要加強對性少數群體的法律保護。

追溯台灣同性婚姻運動的源頭,儘管陳水扁政府未能兌現提出同性婚姻法案的承諾,但它仍然是台灣同性婚姻運動的源頭。讓我們回顧17年前,也就是2006年,蕭美琴——現任台灣駐美國大使,當時是台灣立法院的立法委員——也是第一個在立法院公開提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法委員。

遺憾的是,她的法案沒有成功通過,但這是一個重要的開端。僅僅三年後,也就是2009年,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TAPCPR),這個由一群律師成立的組織在正式註冊之前就開始呼籲「我們需要台灣的法律策略來實現這一點」。三年後,即2012年,伴侶盟正式註冊,並成為2017年5月憲法法院的主要法律團隊和策略制定者,他們聲稱禁止同性婚姻是違憲的。

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向這些活動家致敬。通常有人批評台灣的LGBTQ+運動,認為這是民進黨和台獨活動家試圖將台灣與中國區分開來,以贏得美國的同情和支持的手段。並利用寬容、自由主義和進步言論是出於政治目的,而非出於真心。

但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也詆毀了活動家的努力。當然,如果沒有更自由的政治空間,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但真正推動這一進程的,是那些活動家們,而非民進黨。

阿里·穆爾:

同時,文,承認同性婚姻,使同性婚姻合法化,但並不等同於承認婚姻平權。這種情況的發生有一些非常不同的因素,這些因素使同性戀婚姻處於不同的類別,對吧?

劉文:

是的,我認為這是活動家團體和現任政府之間的妥協。儘管台灣社會在短短30年內迅速接受了LGBTQ+群體及其法律訴求,但在2010年初,我們也看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尤其是來自基督教右翼群體的反對。

最主要的爭論實際出現在2018年左右,當時通過了四項關於同性婚姻的公投法案,此外,還有關於LGBTQ平等教育法案的投票。不幸的是,由於當時公投的運行方式,以及台灣的主要選舉結合在一起,國民黨勢力成功地集結了反對同性婚姻和性別平等的保守力量,阻止了通過《民法》直接修改同性婚姻的進程。

為了避開公投,政府採用了一項獨立法案,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這項法案。它擁有與婚姻平權類似的權利,但仍有一些需要完善的點。即使到現在,許多活動家仍在跨國婚姻法案、收養權等方面分別爭取權利。

阿里·穆爾:

想到這,擁浩,我能問你個問題嗎?因為這些抗議活動主要是由基督教團體領導的,對嗎?

戴擁浩:

是的,我認為文提到的那一點非常重要,我只是想再強調一下,台灣絕不是一個以基督教為主的國家。但反對同性婚姻的宗教勢力主要是由保守的基督教組織領導的。這些基督教團體迅速與台灣的其他宗教組織,如某些佛教團體或致力於維護傳統儒家價值觀的組織結成聯盟,因為他們希望在議程方面獲得更多的支持,並擺脫純粹的基督教價值觀,這種論調在台灣社會中並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

因此,正如文所指出的,第一次反同性婚姻或反同性戀遊行在2009年10月發生時,也就是我提到的伴侶盟成立的那一年,他們公開譴責同性戀在上帝眼中是所謂的「可憎之事」。

這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導致同婚專法在2019年最終編纂時接受了法律方面的政治妥協。但我想再多說一句,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的台灣學者高穎超在社會學研究方面有一些突出貢獻。

實際上,他有一本即將由紐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名為《液化保守性:台灣「反同志平權運動」的興衰、跨國流動與台美關係的酷兒解析》。他指出所謂的跨國性別宗教網絡,涉及到這些全球反LGBT領袖的流動、所謂的支持家庭組織和反同性戀思想的保守話語。

所以,這兩年的寬限期,在台灣語境中是一個妥協,意在避免所謂的司法激進主義,而是將這個問題交給立法院解決。如果他們到2019年5月還沒有解決,同性婚姻將自動合法化。

實際上,這兩年的時間引發了台灣文化戰爭。反對同性婚姻的團體利用大量資金動員,但其資金的來源尚不明確。我們知道,一些大型台灣公司,包括電子製造商HTC及其CEO是所謂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大力支持者。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將台灣同性婚姻法案的這種不完美形式,置於這場更廣泛的文化戰爭的背景中來理解。

阿里·穆爾:

文,你的意思是同性婚姻法案的不完美形式是更廣泛文化戰爭中的一部分嗎?

劉文:

我非常認同。當時發生的事件可能是台灣發生過的最大文化衝突之一。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覺得也是人為製造出來的。就像我說過的,在台灣社會中,無論是從醫學歷史還是基於宗教的歷史來看,並沒有非常明顯或明確的反對LGBTQ+的歷史。

從同性婚姻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佛教領袖們也出來支持LGBTQ伴侶,甚至舉辦了台灣最早的幾場女同婚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是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文化衝突,而是一個資金非常充裕的跨國運動。這將同性戀權利視為一個政治機會,通過反LGBTQ+的言論來提高曝光度。我覺得在壓縮現代性中出現這樣的事情,有趣極了。

阿里·穆爾:

您正在收聽的是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所《傾聽亞洲》節目。在這裡想告訴各位聽眾,亞洲研究所有一份關於亞洲及其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在線出版物,名為《墨爾本亞洲評論》。

這本期刊免費閱讀,並且是開放獲取的,網址是 melbourneasiareview.edu.au。您可以在這裡找到《傾聽亞洲》中一些常客的文章。此外,您還可以在《墨爾本亞洲評論》網站上收聽最近的節目。 

我是阿里·穆爾,今天我和台灣LGBTQ+學者戴擁浩以及劉文博士一起討論台灣在為LGBTQ+群體爭取更多認同和權利方面的持續進程。文,在進程受阻時,比如在最初禁止跨國婚姻的關鍵問題上,雖然已經有了一些變化,但台灣政府仍然禁止與來自中國的同性伴侶結婚。台灣政府對此政策的解釋是什麼呢?

劉文: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因為根據我們的憲法,中國,或者我們稱之為中國大陸,在中華民國法案下,仍然是我們領土的一部分。台灣和中國之間的法律關係非常奇怪,它不能被視為完全獨立的國家。當跨國婚姻法案提出時,我們是否應該將來自中國的公民與香港和澳門居民同等看待呢?還是將他們視為獨立的個體,或者只是來台灣的外國人?

這場爭論不僅涉及LGBTQ權利,更在於我們是否應該修憲。是否應該將中國公民視為常規外國公民。當這一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時,政府真的很難在設定明確界限方面取得突破。

這確實成為了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尤其對於那些支持同性婚姻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擔心在政府沒有強有力的方式來審查新居民的情況下,可能會帶來國家安全風險。對於那些更保守的、支持台灣本土主義的人來說,這就成了藉口,他們會說:「哦,我們還是先別碰這個問題了。」

即便如此,依然有中國與台灣之間的異性戀伴侶。他們可以合法結婚,配偶也可以合法成為台灣的居民。

但隨著跨國婚姻法案的通過,這種情況就不被允許了。

戴擁浩:

為了讓聽眾更好地瞭解,我來補充一下,台灣在2019年通過了一部規範同性婚姻的專門法。正如我們所討論的,這一法律基於2017年憲法法院的判決,在公投中多數人反對通過修改《民法》來出台。台灣並沒有通過修改《民法》來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而是制定了一部專門的、獨立的法律,這就是為什麼法律上會出現這些矛盾和問題。

因此,台灣是唯一一個通過同性婚姻法案,但對台灣公民與來自特定國家的同性伴侶結婚設有限制的國家。這部專門法於2019年生效,因此從2019年5月到今年1月,台灣內閣發佈行政命令進行修訂之前,台灣的同性伴侶只能與來自同樣同性婚姻合法國家的伴侶結婚。

這基本上意味著,如果他們的伴侶不是台灣人,那麼他們只能從大約三十個國家中選擇伴侶。顯然,台灣是亞洲唯一允許同性結婚的國家。許多台灣LGBT人群與其來自日本、泰國、香港或新加坡的伴侶無法合法結婚。另外,伴侶盟——2017年贏得憲法法院判決的法律團隊,從一開始就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

因此,他們知道通過的專門法並不完美,但總比沒有要好。從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天起,他們就開始了抗爭。所以,從2019年到去年年底,伴侶盟不得不在台灣法院打了四五場官司,這些官司都是臨時性的,沒有約束力。

他們打贏了每一場官司。例如,他們為澳門的一個男同性戀爭取到了與台灣伴侶結婚的權利,但這些判決都沒有法律約束力。太荒謬了,儘管有這些法律先例表明沒有法律依據來阻止這些跨國婚姻,但是每一對跨國情侶仍不得不在法庭上爭取結婚的權利。

因此,最終在2023年1月,即農歷新年假期前夕,前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幾個月前已辭職)向負責地方婚姻登記的戶政事務所下達了允許同性伴侶結婚的指令。但不包括來自中國的同性伴侶。就像文指出的那樣,這個問題非常具有爭議,涉及中華民國憲法。可是,這並不能完全成為藉口,因為文也說過,異性戀的中國公民與台灣人結婚並沒有受到限制。

所以,我稱伴侶盟的法律團隊及其支持者為絕對平權主義者。他們和我本人一樣,在是否允許結婚的問題上,完全反對任何基於國籍的歧視。伴侶盟仍在法庭上繼續努力填補禁止中國同性伴侶與台灣人結婚這一漏洞。我希望這一情況能夠改變,但我認為政府應該對此負責,因為這種雙重標準是不公平的。 

阿里·穆爾:

擁浩,我們能不能談談中國在更廣泛的LGBTQ+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特別是,中國如何看待台灣的情況,畢竟它認為台灣是自己的一部分?

戴擁浩:

沒錯,中國因素,人們經常提起的或一些學者常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影響一直存在。在許多問題中這都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公平地說,在我們考慮台灣面臨的鬥爭時,不僅是為了捍衛國家主權,還是為了爭取LGBTQ+人群的法律權利,我們必須牢記,台灣正處在政治學家稱之為「爭議國家」的狀態。它的主權是事實上存在的。

台灣擁有運作良好的政府、自己的護照、自己的常備軍隊以及自己的貨幣。從所有實際角度來看,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在法律上台灣仍然處於中華民國或中國憲法的框架下。這就是為什麼民進黨,也就是台灣目前的執政黨,總是會說,「我們不需要正式宣佈獨立,因為在功能上我們已獨立。」這意味著無視中華民國憲法。

我認為,西方媒體對中國在台灣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的討論,不幸地演變成了關於台灣獨立或統一的兩極化討論。雖然台灣從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過,但由於台灣的地位存在爭議,很多關乎台灣的未來,自身民主穩定和外來干涉的問題被進一步放大。這是因為北京當局始終堅持認為無論是以何種方式,台灣最終都會被統一。雖然他們傾向於採取所謂的「和平方式」,但在過去20多年里,他們顯然在不斷加強軍事力量,頻繁派遣空軍繞台飛行,對台灣進行持續的武力威脅。

那麼,這一點如何影響LGBTQ+運動呢?我認為LGBTQ+權利之所以在台灣能夠取得進展,是因為台灣擁有自由民主的制度。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樣,這一點尤為重要。在我的研究中,我提出了「同志主權(Tongzhi Sovereignty)」這個概念。

它指的是,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尤其是在文提到的太陽花運動之後,保護台灣主權和政治獨立的重要性已經融入到了其他社會議題中。因此,展望LGBT權利的未來,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十年中,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對公民社會的打壓越來越嚴厲。LGBT群體本來就有限的活動空間,如今變得更加受限。在中國,任何為爭取LGBT權利而進行的法律行動或動員都會受到共產黨的懷疑。

因此,我認為台灣人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瞭解這一點,因為他們在過去的70多年里一直在應對這個問題。但這與LGBT運動密切相關,台灣人因為自己是亞洲第一個推動LGBTQ+權利的國家而感到自豪。他們很驕傲台灣能夠取得這樣的進步,但這不僅僅是政府用來與中國區分開的策略。

阿里·穆爾:

讓我們回顧一下台灣公眾對LGBTQ+群體的支持情況。在訪談一開始,你提到現在對同性戀關係的表達方式有所不同,但如今的支持情況如何?是否得到廣泛的支持?公眾是否對他人的性取向感興趣,還是說對他人的性取向不太關注,但可以接受呢?

劉文: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我們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調查,詢問人們對同性伴侶的看法。在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接受度只有30%左右,相當低,連一半都不到。但在同性婚姻法案通過後,最新的調查顯示,台灣近70%的人認可同性伴侶結婚。同性關係在台灣的合法化進程如此之快,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我們無法確定公眾的真實想法,但至少在調查中,他們願意表示接受同性伴侶,接受他們結婚的合法性。

我們還能從公共文化的變化中看出,正如我所說的,許多名人也參與了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運動。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確實促進了整個文化環境的發展,讓人們認為這是非同尋常的,甚至是一代人進步的象徵。但在日常生活中,情況又是怎樣呢?

人們在向家人出櫃時會遇到很多問題,或者面臨經濟上的困境。這與台灣經濟階層結構的變化有關。台灣的工資水平較低,而房價卻很高,我聽到很多LGBTQ+群體中的年輕人表示,他們很難與自己愛的人住在一起,因為收入不夠高,不得不與父母同住,甚至到35歲還是如此。

我們依然面臨著許多與階層相關的問題。現在,對於很多社群成員來說,我們要關注的不僅僅是漢族群體,還有原住民同志或原住民LGBTQ+群體,他們希望自己的特殊困境能夠在LGBTQ群體中以及他們的原住民家庭中得到承認。這些問題正是我們目前在LGBTQ群體中看到的更具國際性的問題。

阿里·穆爾:

儘管這些問題持續存在,文,你是否認為同性戀表達在台灣是自由的,或者說是相對自由的?從局外人的角度來看,我們會看到有很多人參加台北同志遊行這樣的活動,那這些活動能有多自由?

劉文:

是的,這很普遍。如果你來台北,可以看到很多當地的咖啡館,通常都有小彩虹貼紙,中間是台灣的輪廓。我認為這已經成為一個標準化的符號。

你可以問他們是否支持LGBTQ+群體,我認為,這可能已經成為這一代人的一種新的文化形象,象徵著他們進步的價值觀。你可以從不同的酒店、不同的商店看到,人們對LGBTQ+群體普遍持友好或積極的態度。如果他們手牽手,人們通常也是可以接受的。

戴擁浩:

台灣是亞洲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燈塔。所有國際審查指數都顯示,台灣顯然是亞洲新聞最自由的地方。因此,我認為在台灣,公眾能夠就各種問題暢所欲言,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

你可以在台灣公開支持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舉起中國國旗,都不會因此被捕。然而,在中國,你絕對無法這樣做。顯然,台灣在言論自由方面有著強有力的法律保護。另外,你提到的20年前開始的台灣同志遊行,它已成為台灣進步的真正標誌。

儘管LGBTQ+群體在台灣持續面臨諸多困境和挑戰,台灣也是很多亞洲同志心目中希望的象徵。在疫情之前,很多來自日本、泰國、香港和新加坡的人都會來台灣參加活動。

如果你與這些人交談會發現,他們通常不會把台灣理想化或浪漫化,但會非常自豪。即使政治制度不同,LGBTQ+權利仍面臨挑戰,他們也非常希望台灣能開創一個先例,因為台灣是亞洲的榜樣,能引起整個地區的共鳴。

阿里·穆爾:

擁浩,這也是我想問的問題,一開始我們提到,台灣確實將自己視為領導者,但台灣的經驗對亞洲其他地區有多大影響呢?畢竟它們是截然不同的社會。

戴擁浩:

當然,我認為台灣的LGBTQ+活動家們非常清楚區域的政治差異。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專制政權,那麼推動同性婚姻或爭取權利會是非常艱難的鬥爭。但與此同時,日本、韓國等地也在取得進展。

事實上,就在本週,一批台灣律師、LGBT活動家和議員在東京,向日本觀眾分享了台灣在推動同性婚姻方面的經驗。這是一個實例,也就是說儘管存在政治差異,台灣仍受邀去分享經驗。

戴擁浩:

現在,我認為我們需要,也必須提醒一下,日本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即使日本執政的自由民主黨(LDP)自身在該問題上不一定有進展,日本的政治制度,就像韓國的政治制度,至少為活動家提供了爭取相關權利的空間。

現在在亞洲的其他地方,比如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情況就非常嚴峻了。因為即使在討論同性婚姻或跨性別者更改法定性別的權利之前,許多活動家只是希望獲得基本的民主權利。我認為,亞洲不同國家的抗爭是處於截然不同的環境中的。

阿里·穆爾: 

文,你怎麼看待台灣這件事的影響力呢? 

劉文:

我認為這很有意義,因為LGBTQ+權利問題一般被認為是特指西方背景下的問題。尤其是在2000年之前,人們認為這種權利僅屬於西方民主國家。但台灣證明了這個看法是錯誤的,這種現象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但顯然,正如擁浩一直強調的那樣,這必須建立在民主制度的基礎上。

我們還想說的是,當你將台灣與其他亞洲社會進行比較時,你也會發現台灣有非常活躍的女權主義運動,而在韓國或日本這種運動沒有得到同等的對待,這些國家仍然是非常保守的父權制社會。我認為這種女權主義運動和LGBTQ+運動之間的特別聯繫,在改變人們對家庭和性別關係的構想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外我還在想,與亞洲其他社會相比,台灣政客與任何有組織的宗教聯繫並不緊密。至少我們的總統在宣佈就任時不會說「上帝保佑台灣」。但在韓國,甚至在日本乃至現在的美國,依舊有很多保守派在強烈反對,這些反對來自有組織的宗教系統,類似於印度尼西亞,其面對著宗教機構的保守派反對。

我認為這是台灣的一個獨特之處。台灣的寺廟分布可能是世界上最密集的,這是有數據支撐的。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宗教表達是非常自由的。我們這裡的宗教信仰是多樣的,這在我們的政治制度以及LGBTQ+人群的文化接受度方面確實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戴擁浩:

我認為還有必要指出一點,除了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外,台灣的活動家也非常有策略。我想他們可能與東亞地區的活動家在這點達成了共識,就是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士在其職業生涯中的某個階段必須進入政府擔任要職。

因此,如果你回顧台灣過去35年來的政治發展,就會發現有很多運動是從社會層面發展到政府或議會層面的。有些在不同運動中的活動家,現在或在政府中擔任決策職務。因此,這顯然有助於推動其中一些問題的解決。

我知道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做到這一點,但台灣在將活動家從街頭髮展到進入議會工作這方面做得非常好。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環節,他們為取得這些進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阿里·穆爾:

文,如果展望未來,你有信心解決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嗎?我們提到了其中一些,比如同性伴侶收養權、與中國同性伴侶結婚的問題、跨性別者的權利。你是否相信台灣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且有向這些方向變化的勢頭呢?

劉文:

是的,我有信心。我十分相信我們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因為相關的爭論已經開始了。我指的是,草根社群並沒有僅僅止步於爭取同性婚姻上。他們繼續為擁浩提到的許多雙標行為鬥爭,而且不只是關注活躍的活動家群體。就像我說的,我們在LGBTQ+方面的文化豐富多樣。我在國立台灣大學教授一門關於酷兒理論的課程。

你還會看到年輕人提出超乎我想象的新問題。他們對當前的婚姻權利並不滿足。他們想討論非二元性別認同,他們想討論跨性別者的權利,他們甚至想討論無性戀。年輕人對世界上發生的有關LGBTQ+問題的敏感度非常高,他們希望繼續挑戰現有的體制,推動未來進一步發展。我非常確信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阿里·穆爾:

擁浩,你對這也有信心嗎?

戴擁浩:

是的,總的來說,我認為軌跡是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的。但我想舉一個跨性別者權利的例子。在2021年9月,有一個歷史性的法院判決,允許一名跨性別女性,小E,通過合法方式將其性別改為女性。但不幸的是,這與許多跨國同性婚姻案件一樣,只是一個個別案件。因此,它對其他跨性別者沒有同等適用的法律約束力。

近期,在今年,也就是2023年2月,不幸的是,台灣憲法法庭決定對另一起案件中的規定不進行憲法解釋,該規定要求變更法定性別的人必須提供手術證明。這個要求並沒有基於任何法律或法典,實際上它只是內政部的一個行政命令,例如,要求出生時被認定為男性的台灣跨性別者,必須手術移除其陰莖和睪丸;而出生時被認定為女性的人必須移除其乳房、子宮和卵巢,以更改其法定性別。 

不幸的是,憲法法庭表示「我們不會對這一點做出解釋」,他們將案件推回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決定,因為雖然一些法官並不反對跨性別者更改法定性別的權利,但他們沒有法律管轄權。  

因此,現在這個問題處於法律的模糊狀態。可以說這是在推卸責任。但我認為因為有像伴侶盟等組織仍然在法庭上對這些問題進行法律鬥爭,所以最後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阿里·穆爾:

好了,文和擁浩,非常感謝你們分享的精彩見解,也很感謝你們能夠抽出時間參與《傾聽亞洲》的討論。

戴擁浩:

也非常謝謝你,阿里。

劉文:

感謝你邀請我們。

阿里·穆爾: 

我們的嘉賓是劉文博士,她是作家、活動家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還有戴擁浩,他是教育工作者,也是墨爾本大學的博士生。

《傾聽亞洲》由墨爾本大學的亞洲研究所創辦。您可以在亞洲研究所網站上找到有關本期和其他所有節目的更多信息。歡迎通過蘋果播客應用(Apple Podcast App)、斯帝徹(Stitcher)、聲田(Spotify)或谷歌播客(Google Podcasts )關注我們,收聽每集《傾聽亞洲》。如果您喜歡這個節目,請在蘋果播客(Apple Podcast)上評分並撰寫評論。每一個好評都能幫助新聽眾發現這個節目。也請在社交媒體上幫我們宣傳一下。 

本集播客於4月6日錄制,製片人為埃里克·範·貝梅爾(Eric van Bemmel)和凱爾文·帕拉姆(Kelvin Param),來自profactual.com。《傾聽亞洲》節目由墨爾本大學於2023年授權,遵循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版權許可。我是阿里·穆爾,感謝您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