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李思雨（Siyu Li）、罗叶（Ye Luo）、牛雅楠（Yanan Niu）、赵韵蕾（Yunlei Zhao）
翻译审校：魏安天博士（Dr Anthony Williams）
澳大利亚正日益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近四分之一的居民（约550万人）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维护这些社群语言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在身份认同、身心健康、亲属关系与家庭凝聚，以及多语言能力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已有研究表明，在英语占主导地位、其他语言相对边缘化的国家，如澳大利亚，父母想要将其少数语言传承给子女就面临诸多挑战。此外，尽管现有研究普遍强调父母在子女学习社群语言中的能动作用，但主要关注异性婚姻家庭结构下母亲的角色，而较少涉及父亲的角色。尽管已有少量研究指出父亲在语言维持中具有重要作用，如语言学家彼得·罗曼奥斯基（Piotr Romanowski）的研究，但关于其他社会语境和其他社群的相关研究仍然有限。那么，在语言被边缘化的环境中，父亲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又面临哪些挑战？
本文聚焦三组澳大利亚的跨国婚姻家庭，探讨了父亲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作用。这些家庭的父亲均为日本移民，以日语为第一语言，母亲则是以英语为母语的澳大利亚人。最新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日本家庭共有26890个，在 45267名日本出生的澳大利亚居民中，约40%与澳大利亚本地出生者结婚，其中约30%为日本男性与澳大利亚女性的婚配组合。大量日澳跨国婚姻家庭的存在表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社区、学校与政府应如何支持这些家庭发展并维持子女的日语能力。
跨国婚姻家庭的语言维持
许多移民父母希望子女能掌握家中使用的少数语言。然而，儿童使用的语言往往会迅速从家中的少数语言转变为社会的主流语言——英语，尤其在澳大利亚等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国家，这样的转变给少数语言的成功维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知名学者吉姆·卡明斯（Jim Cummins）指出，对于使用少数语言的儿童而言，维持其少数语言在认知与语言发展层面至关重要，因此，父母双方都应积极支持并维护他们的社群语言。
影响语言维持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父母对家中语言使用的决策。父母在家中的语言选择，以及他们与子女对少数语言的使用意愿——特别在参与社群活动时，共同构成了影响家庭语言使用的关键因素，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语言互动。此外，父母的性别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已有研究表明，相比于使用少数语言的父亲，使用少数语言的母亲往往在语言传承方面更为成功。
跨国婚姻家庭语言政策
家庭语言政策指的是家庭内部围绕语言使用所做的决策。已故语言学家伯纳德·斯波尔斯基（Bernard Spolsky）认为，家庭语言政策由三个要素构成：语言意识形态（即家庭成员对语言及语言使用的看法）、语言实践（即家庭实际语言使用的情况）以及语言管理（即家庭如何规划和调控语言实践）。然而，家庭并非是脱离社会的存在，研究表明，家庭语言政策不仅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如情感、身份认同、家庭文化与传统、父母对自身影响力的信念、儿童的自主性，也受到外部因素，如社会语言环境、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的影响。
无论父母是否对家庭语言的选择作出明确决策，都会显著影响子女的生活与人际关系。若父母缺乏积极的语言使用策略，子女可能会成为被动双语者，甚至成为单语使用者。
研究方法与参与者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数据收集于2017年，研究对象为三组跨国婚姻家庭，其中父亲为日本人，母亲为澳大利亚人。招募父亲参与相关研究一直是个挑战，尤其是在语言边缘化的环境中，因此，本研究的样本规模较小，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可能受到一定限制。本研究采用现象学个案研究法，通过观察、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了参与者对于家中日语维持的看法与理解。研究员在每一个受访家庭中开展了观察活动，借助摄像设备记录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互动过程。研究者松井博士依据日本父母的访谈及问卷数据评估其英语能力；此外，子女的日语能力则通过来自其本人及其父母的访谈资料进行评估。所有受访者均居住于澳大利亚一邻近某州首府的大型地区城市。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以保护参与者隐私。
内村家庭（*Uchimura Family）
图1：内村家庭结构图（父母与子女），人名均为原名
Tomoki （上图日本父亲）父母为日本人，第一语言为日语。他出生于美国，在10个月大时随家庭返回日本，在日本完成中学教育后赴澳大利亚攻读大学学士学位。其妻子Louisa（上图澳大利亚母亲）曾在日本工作18个月，Tomoki正是在这段时间与她相识。Tomoki的英语水平足以应对日常生活，而Louisa的日语能力极为有限。二人育有三名子女，皆出生于澳大利亚：长子Lachlan（研究进行时13岁）、次子Jasper（10岁）与女儿Sienna（7岁）。Tomoki为全职工作者，Louisa为全职主妇，负责家庭事务。
Tomoki表示，尽管妻子Louisa担心在家中使用两种语言会“减慢孩子的发展”，但他仍坚持以日语与子女交流。Louisa对家中使用日语持有一定的支持态度，但也坦言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挑战。内村家庭是一个英文、日语并用的家庭，由于Louisa不具备日语交流能力，夫妻之间的交流以英语进行；而两位儿子Lachlan与Jasper通常以日语回应父亲。值得注意的是，当孩子用英语回答时，Tomoki会选择不予回应，直至他们改用日语作答，以此强化家庭中关于语言使用的规范与期望。然而，女儿Sienna在父亲使用日语与她交流时不予回应，表现出对使用日语的抗拒或能力缺乏。Tomoki认为，这是因为Sienna由母亲陪伴较多，而他主要参与两个儿子的活动，例如体育运动和在私立日语语言学校的学习。因为两个儿子开始上日语语言学校时，Sienna年仅三岁，所以Tomoki认为她不适合与哥哥们一同上课，因此她未能在该环境中接触日语。三名子女之间的日常交流以英语为主。
该家庭与澳大利亚日本社群的唯一联系就是两个儿子曾就读的日本语言学校（Lachlan与Jasper在该校分别就读了两年和四年），以及Lachlan在中学阶段选修的日语课程。Tomoki通常亲自接送孩子上语言学校，并在课程期间陪同在场、协助教学，不过他说：“她（Louisa）对这门日语课程并不热衷。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也不像我期望的那样配合。她似乎并不赞同。”
内村家庭不常访问日本。假使要在日本待两周，Tomoki便会担心Louisa难以适应日本的生活，出于这个顾虑，他往往压抑内心重新与日本社会和文化建立联系的渴望。
北岛家庭（*Kitajima Family）
图2：北岛家庭结构图（父母与子女），人名均为原名
Riku（上图日本父亲）出生于日本并在当地完成中学教育。此后，他前往加拿大就读厨艺学校，具备足以应对工作与日常生活的英语能力。北岛一家原居住于日本福岛，2011年因核电站事故的辐射问题迁往澳大利亚。迁居澳大利亚时,女儿Lucy年仅2岁（在研究进行时7岁）。Riku由于工作原因，每周有三天不在家。Josephine（上图澳大利亚母亲）每周工作四天，而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较多。Josephine曾在日本生活过三年，具备基础日语能力。其女儿Lucy在三岁时曾就读于一家私立日语语言学校，学习时间为六个月，此后她就在当地的社区日语语言学校学习了大约四年的时间。
Riku和Josephine都决定在日本使用英语，在澳大利亚使用日语，并表示：“我认为在家中使用不同于社会主流的语言是很重要的。”
尽管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但由于在日本的时候习惯了使用英语，使得他们在迁居澳大利亚后难以完成语言的转换。Riku希望能够更多地与Lucy使用日语交流，但随着Lucy年纪渐长，用日语表达的内容愈加复杂，交流难度加大，使得Riku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英语，以确保沟通顺畅。
Josephine虽具备基础日语能力，但难以进行较长的对话交流。她通常使用一些固定的日语短语，但在日常中主要依赖英语。她发现当Riku和Lucy用日语交流时，她常感到沮丧，但她将其归咎于自己无法有效参与到家庭日语语言维持所致。
Riku对于与子女维持日语交流持有强烈意愿，然而他亦理解Josephine在日语表达上的困难，因此为了维系家庭和谐，他往往选择克制表达个人意见。此外，Riku每周有三天不在家，这亦导致家中英语使用频率上升。Riku与Josephine均承认，家中日语的使用已逐渐减少。他们偶尔会安排一个小时的“日语专用时间”，然而这一举措往往演变为家庭成员几乎不太说话的时间。
北岛家庭与澳大利亚日本社群有一定联系，尤其包括他们所居住社区的一些日本家庭。北岛家庭在迁居不久后便结识了奥田家庭（亦为本研究参与者），并建立起友谊。自迁至澳大利亚以来，由于对福岛核辐射的顾虑，北岛家庭仅赴日本一次。相较之下，Riku的父母则多次前往澳大利亚探访，这体现出即使在受限条件下他们之间仍保持着紧密的家庭联系。
奥田家庭（*Okuda family）
图3：奥田家庭结构图（父母和子女），人名均为原名
Yasuhiro（上图日本父亲）于1995年赴澳打工度假期间结识其妻Sharon（上图澳大利亚印尼裔母亲），她的父亲具有印尼血统。两人育有一子，名为Hibiki，研究进行时七岁。Yasuhiro在日本完成大学学业，具备足以应对日常生活的英语能力。Sharon拥有教师资格，并运营一所辅导机构。她虽为全职工作者，但仍然花大量时间陪伴Hibiki。她曾在日本生活两年，是一位熟练的日语使用者。Hibiki在两岁时曾就读日语语言学校，为期六个月。
Yasuhiro和Sharon都表示，他们未对家中语言选择做出明确决策。Yasuhiro认为，掌握两种或以上语言对Hibiki的未来很有帮助，并且希望能与儿子多用日语交流，但同时强调，究竟是否这样做应由儿子自行决定。Sharon童年时期在家中使用印尼语，但由于她在学校因语言和文化背景遭到霸凌，遂拒绝继续在校使用印尼语。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她对Hibiki使用日语的态度。
Yasuhiro通常以日语与Hibiki展开对话，但Hibiki常忽视或以英语回应，使得Yasuhiro最终也转而使用英语。然而，Hibiki似乎能理解其父亲所说的日语。Yasuhiro与Sharon在日常交流中使用日语。Sharon指出，自Yasuhiro移居澳大利亚以来，其英语水平已有显著提升，但他使用日语交流仍然更为顺畅。尽管Sharon会说流利的日语，但当Yasuhiro因工作不在家时，她仍主要使用英语与Hibiki交流。因此，总的来说，Hibiki接触英语的频率显著高于日语。
至于奥田家庭与日本社群的联系，奥田、北岛二家曾是邻居，彼此十分熟悉。Hibiki通过父母也认识了一些日本朋友，但他并不使用日语与他们交流。两岁时，他曾与北岛家庭的Lucy在同一所日语语言学校学习六个月的日语。此外，他还学习空手道，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与日本文化的联系。他们家每隔两到三年就会去日本探亲。Yasuhiro表示：“我不希望他（我的儿子）忘记他自己也是日本家族中的一员。”
父亲的角色与挑战
上述三组家庭的日本父亲都在家中坚持使用日语，这对孩子的日语能力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内村一家中尤为明显，因为母亲既不会说，也不懂日语。Tomoki坚持与孩子们使用日语，并为他们提供了进入日语语言学校学习的机会，这帮助Lachlan和Jasper培养了日语能力。然而，由于Sienna没有就读日语语言学校，并且由母亲陪伴且使用英语交流的时间较多，她在日语沟通方面遇到了困难，最终使得她拒绝与父亲使用日语沟通；在北岛一家中，Riku与女儿Lucy使用日语的频率逐渐减少，而Riku使用英语的频率则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工作原因，Riku在家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Lucy使用日语的频率随之下降，转而更多地依赖英语。然而，Riku和妻子Josephine仍然支持Lucy就读社区日语语言学校，给她提供去日本的机会，并欢迎Riku的父母来澳大利亚探望，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Lucy对日语的使用。在奥田一家中，尽管父亲付出了努力，Hibiki对于日语的兴趣并不浓厚，但他能够理解一定程度的日语，而Yasuhiro则通过他对动漫《宝可梦》和空手道的浓厚兴趣，持续加强他与日本文化的联系。
尽管父亲们在三组家庭的语言实践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三位日本父亲都从事全职工作，相较于母亲，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相对较少。此外，其他挑战还包括：孩子与日本及日语社群的联系较少、他们因各种原因对使用日语持消极态度、家庭缺乏明确的家庭语言政策或是缺少配偶的支持（这可能与日本夫妻之间通过间接沟通来维持和谐、避免冲突的文化有关），以及缺乏或仅存在有限的机构支持等。
在这三位父亲中，唯有Tomoki成功让孩子保持积极使用日语的习惯。他通过制定明确且持续一致的家庭语言政策，并结合较有限的机构支持和社群联系，克服了上述挑战。值得关注的是，该家庭中最小的孩子由于未获得机构支持，与日语社群的接触少于哥哥们，最终仍然未能掌握日语的读写能力，也未能继续积极使用日语。这表明，如果家庭语言政策未包括社区语言学校的学习与持续参与社群活动的机会，便缺乏足够的语言实践与管理，因此像日语这种边缘化的社群语言将难以得到有效维护。
总的来说，尽管关于家庭语言政策的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母亲的角色，但我们的研究表明，那些坚持使用少数语言与孩子交流，并支持社区语言学校教育的父亲，同样在语言维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数据有限，我们的研究结论尚不具备广泛的普适性，但其对探讨父亲在家庭语言政策及少数社群的语言维持中的能动性提供了初步实证，并凸显了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本文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图片：日本人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参与日本传统文化游行。来源：Matthew Kenwrick, Flickr。
原文发表于《墨尔本亚洲评论》第二十一期，2025年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