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厄拉邦‧德納班（卑南語：Paelabang Danapan），漢名孫大川，為臺灣知名政治人物、作家、編輯及學者。
臺灣卑南族（Puyuma）出身的巴厄拉邦‧德納班教授（卑南語：Paelabang Danapan），漢名孫大川，臺灣知名政治人物、作家、編輯與學者。長年致力於保存原住民族群的故事、傳統與身分認同，尤其透過原住民族的口述與書寫敘事，讓族群記憶得以延續。1993 年，孫老師創辦「山海文化雜誌社」，出版臺灣第一本專門刊載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的刊物《山海文化》雙月刊，並於 1995 年舉辦臺灣第一個原住民作家文學獎「山海文學獎」。2009 年，孫老師獲命擔任臺灣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並於 2021 年出任總統府資政。
The following is an adaptation of his presentation at that event, compiled as an interview by Cathy Harper and Samuel Curkpatrick. Dr. Danapan provided additional subsequent input and his words, originally in Chinese, have been translated by Lo Lee. (The English version is available via this link.)
以下內容改寫自該活動演講，由 Cathy Harper 與 Samuel Curkpatrick 整理為訪談形式。孫老師本人提供補充意見，並由該活動口譯員李洛（Lo Lee）進行中文版編譯。（英文版請見此連結）
是否能請您分享一下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背景，以及您的家庭，如您的母親與曾祖母，在傳承知識給您時扮演的角色。
臺灣的原住民跟許多全球的原住民都一樣，過去是一個不使用文字的民族，我們不信任文字。但是也因為沒有文字的關係，我從小就被文字跟歷史這樣的事情所困擾。
原住民大多是用口說的方式來傳承自己的記憶。我從小對我自己卑南族的族群知識，都是從父母親、周圍的長輩口耳相傳，包括神話傳說，也包括我們參與祭典儀式的時候，用唱的、用跳的，用身體和聲音來傳承我們整個民族的經驗。
我是 1953 年出生的，是在二次大戰後沒有多久，也是日本政府在臺灣殖民離開沒有多久的那段時間。在我的童年時代與成長過程當中，我非常清楚的感受到我們自己的口傳文化和祭典儀式，每一年每一年在消失，我們的人也越來越多到都市或到別的地方去。我們的部落空洞了，我們的人的內在世界也空洞了。我小的時候一直覺得為什麼我們的民族會有這樣的遭遇？
荷蘭時期的臺灣地圖，只畫了一半，中央山脈以東，也就是我的部落、我的家鄉都不在（地圖上）。可見，當第一個比較強大的國家到臺灣來的時候，原住民是沒有被當做存在的。
到清朝時，在 16 至 17 世紀間，越來越多來自於閩南、廣東這一帶的漢人到臺灣來。他們到臺灣來了之後，臺灣（地圖）好像比較完整了。但是在整個清代，臺灣的原住民同樣是沒有被看見的。日本人在臺灣的 1895 年到 1945 年間，花了很大的力氣進行統治，把中央山脈和臺灣東部都劃進地圖裡。但是他們把整個中央山脈和（今）花蓮臺東畫作是一個特別的行政區，跟西部漢人是不一樣的，稱作「番界」，從清代到日治時期都分得非常清楚。
日治時代時，我的姨丈和其他我們部落的族人，他們參加太平洋戰爭，為日本人打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之後，（族人）也變成了中華民國的軍人，當中有一些人是到中國大陸跟共產黨打內戰。我的表哥現在 93 歲，在國共內戰後，1950 年代時，他作為臺灣的情報人員，送到（中國）大陸去，一直到 1990 年才回到臺灣。
這個大概也是全球原住民共同的遭遇，我們有的時候不知道是在為了誰、為了什麼而作戰，但是我們大概都有共同的這些經驗。國家很重要，但是國家這個東西若是沒有好好的有反省力，受害最深的都是像這樣的原住民。
在這樣的成長背景下，我一直對文化的消失感到焦慮。到我 33 歲以前，我都以為原住民族文化會在我們這一代消失，不覺得有任何的希望。我把我這樣的經驗描述成一個「黃昏」的經驗。
為什麼我後來還有一點點信心？跟我的家族有一點關係。我的曾祖母活到 80 多歲、我媽媽活到 107 歲。我媽媽小時候是給她的阿姨，也就是我的姨婆，帶大的。我們部落的文化和語言消失的過程裡面，她們一直都在，也一直讓我沒有完全地丟掉我自己的語言跟文化。她（我媽媽）會講日語，也會講我們卑南語，所以我跟她說話時，我被迫一定要講卑南語。那些口傳的文化和精神，在我身上沒有丟掉，是因為有這幾位活得很久的祖母、媽媽和長輩們。
您創立的雜誌《山海文化》雙月刊曾是原住民族作家重要的發聲平臺。您可以跟我們談談您當初創刊的動機，以及這本雜誌對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產生了什麼影響嗎？
口傳的經驗是我最豐富的記憶。但我也被「文字」這個東西，一方面困擾，一方面也很好奇。我記得我一進小學時，翻開課本，看到很漂亮的中文字，我非常非常的震撼，這些中文字可以承載那麼多意義與那麼久的記憶。所以我變成一個文字的愛好者，我很喜歡寫字。我也蒐集西藏文、阿拉伯文，我覺得那個文字好漂亮。我也跟一個法國神父研究過甲骨文，可以看到三千多年以前中國古代的故事，我覺得非常非常震撼。
我在 1993 年創辦了《山海文化》雙月刊，一直到 2000 年雜誌不再發行。在那段時間，我們累積了很多論述。很多作家的作品不能在主流的報章雜誌出現的，都容納在我們的雜誌裡。雜誌的第二期「國際原住民的回顧與展望」，是因為 1993 年正好是國際原住民年。雜誌裡，很早就把當時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翻譯成中文，裡面最重要的主張就是國家與原住民的關係是一個「新夥伴」的關係。這本雜誌是我們自己的基地，我叫他們（原住民作家）一定要寫，我那時候最大的工作就是叫我們的同胞寫文章，寫不好沒關係，很多過去的文獻也都是寫不好的。但是留下來，我們的存在就變成一種客觀的存在。
我跟幾個臺灣主流的報紙跟雜誌的主編們都是非常好的酒友，所以當時我們每次文學獎的得獎作品，我都叫他們刊登，不刊登我就說他瞧不起原住民，不是真正的臺灣人。我們同胞看到自己的文章發表在像《中國時報》、《聯合報》的副刊時，拿來給我看掉眼淚啊！
您長期從事口述傳統、神話與儀式的蒐集與記錄工作，並參與原住民族祭儀的復振。您能分享這些工作的內容，以及它們在文化保存上的意義嗎？
只有文字，沒有聲音、沒有身體，這個是不行的。我們要的作家是有身體的，能夠唱歌、能夠跳舞、能夠做文化實踐的人。當你到臺灣時，你可以看到魯凱族、達悟族、鄒族等不同族群的祭典儀式。當然不是每一個部落都成功，但是我們的祭典儀式通通都還活著。
我這幾年比較專注在對我自己部落的傳統祭典儀式，逐字逐句翻譯注釋。希望能夠留下來。如果下一代的人不欣賞也沒關係， 500 年以後就會有人欣賞。就像我到現在還能夠欣賞甲骨文一樣。
從《山海文化》創辦至今，臺灣原住民文學在語言書寫上經歷了什麼樣的發展？目前在國際推廣上有什麼進展？
《山海文化》剛發行時，臺灣原住民的書寫系統還沒有統一，所以我們的族語的表達當時還很混亂。雖然我們鼓勵同胞用羅馬拼音或者任何的拼音工具（書寫族語），但當時還是以漢語書寫為主流。但是我也不擔心，因為我們原住民寫的漢語啊，就跟漢人寫的漢語都不太一樣。表達的方式，語法的顛倒，象徵和幽默的樣子，在漢人的文字文字裡面是看不到的。
臺灣這十幾二十年來，在恢復原住民族語這件事情，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從 2005 年以後，原住民的文字系統被公布，所以我們後來的文學集結裡面，有把用羅馬拼音書寫的作品也收進來了。
我們也在努力讓原住民文學能被世界讀到，現在比較有系統翻譯的是日文，我們長期跟跟幾個日本的譯者合作。那英文還有其他的語言也也有不少，但是還沒有成為一個有系統的方式。
您曾擔任原民會主委與總統府資政等重要政治職務，但在推動原住民運動時，您為何選擇以文學創作、出版和教育作為主要途徑？
我在臺灣推動原住民運動的時候，為什麼沒有一直在政治上著力比較多？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 to have 」的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 to be 」的路。
辦雜誌時，有人建議我應該要叫「原住民文學雜誌」，我堅決的反對，堅持用「山海」這個詞彙，因為我覺得全球的原住民文化最深的價值，不是只有讓我們做一種族群的認同，或者是族群人權的問題而已。當然是，但是絕對不是只有這樣。我希望我們將來原住民的運動是一個「有門有窗」的態度，能展向宇宙、展向未來。我最怕我們現在的原住民運動變成自我封閉，變成是完全是政治議題。
要達到一個有門有窗的未來和目標，我們要有作品；有了作品，要有人研究。所以我在回台灣以後，一直在大學裡面教書，也推動了很多各個大學的原住民文學課程。我們現在國中高中階段的語文課本裡，也開始大量的在吸收我們原住民的文學作品。原住民的文學不只是我們創作出來，也必須要有人研究，也必須要有人閱讀，不然的話，這些工作就白忙了。
孫老師長期致力於建立跨國原住民連結。這些連結在您正在進行的語言與古典文化重建工作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2013 年，我成立了「太平洋研究學會」（Society of Pacific Studies），也鼓勵很多同胞到南太平洋唸書。學會現在有三十多個成員，來自考古、語言、文學、比較研究不同領域，我也希望學會能夠越來越強大，讓我們跟南太平洋共同的南島民族，有更多的交流。
我現在的工作重點，越來越移向要去鼓勵大家編更好的原住民字辭典。我蒐集了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帛琉、斐濟、紐西蘭毛利族的字辭典。我發現我們很多的詞彙是一樣的，那我在翻譯我們的古典祭典歌謠的時候，有一些文字我找不到他的字根，後來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字典裏面找到，放到我們的翻譯裡面立刻就可以連結。可見在這件事情裡面，我們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
我年紀老了，外文也不好，這個真的要靠年輕的世代。我現在還能做的，就是把我們卑南族當作一個範本，影響其他的族群和部落，去重建原住民的古典。我們做的古典的工作包括研究語法，我們也有不少的年輕人，跟老人合作在做不少的這些工作，但是可能必須要有一個嚴謹的模式，讓這些工作能夠有比較好的品質。我們也把很多從日治時代，有關祭典儀式的手抄本蒐集起來，蒐集之後我們去把它拼音和翻譯出來，這些都是我現在在做的工作。
您認為原住民文化對當代社會有什麼重要意義或價值？您如何看待原住民文化在當代世界的角色或貢獻？
我覺得全球原住民的文化存在，是一種招喚；招喚每一個人內在的「原住民性」。作為一個人，我們不該把自己封閉在人的社會裡面，我們本來就是大自然宇宙的一部份。原住民文化的核心，我認為是根源性的認同，我們屬於整個自然的一部分。這個也不是我發明的，中國的道家思想也一直在談同樣的事情，我們只是遺忘了。
我一直覺得，很深的原住民文化意識，跟一個非常謙遜的科學家的科學精神是很近的。我們只是用神話語言來去描述對宇宙的敬畏；科學家也是在了解這個宇宙的奧秘的時候，他發覺到我們所知道的是那麼少。
我希望我跟我媽媽一樣能至少活到 107 歲， 105 歲的時候再回來澳洲！我本來很希望這次到澳洲來可以重新看到銀河，因為我從小看銀河長大。每次看到銀河，都會覺得這個宇宙的奧秘那麼樣的深遠，我們只是他的一部分。
而這個東西在很多的漢人或者現代文明中漸漸流失掉，或者是視若無睹。原住民的文化意識就是提醒這件事：要回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原住民性」，保持對宇宙奧祕的謙卑。
孫老師於 2025 年 5 月於墨爾本大學發表演講，該活動由亞洲文化研究中心（Asian Cultural Research Hub）與原住民知識研究所（Indigenous Knowledge Institute）共同主辦，臺灣文化部協辦，並為澳洲臺灣影展（Taiwan Film Festival in Australia）系列活動。
感謝史峻（Craig Smith） 副教授與馬嘉蘭（Fran Martin） 教授於墨爾本大學接待孫大川博士並策劃其演講活動。
主圖：孫大川老師與學生， 2025 年 5 月於墨爾本大學。攝影／Hymns Photography（澳洲臺灣影展 Benson Wu 提供）。
延伸閱讀:
Danapan, P. (2020). Indigenous Peoples: Fourth world people seeking to record their history and pass it down the generations. In B. Tardieu & J. Tonglet (Eds.), Rethinking our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verty with Joseph Wresinski (pp. 55–62). Hermann. https://doi.org/10.3917/herm.tardi.2020.01.0055
Danapan, P. (2023). A loose yet effective link: Some creative aspect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75(3), 298–307. https://doi.org/10.1215/00104124-10475419
孫大川 (2005)。用筆來唱歌－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生成背景、現況與展望。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195–227. https://doi.org/10.6458/JTLS.200510.0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