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沈培艺 束之瑶 张雨欣 周诗沂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和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影响，通过人群、思想的流动以及金钱和商品的流通，全球化造就了新型跨国互联互通形式。

在新型互联互通形式下产生了新的群体。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但仍与祖（籍）国保持着一定联系，他们就是新流散族群（diaspora）——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由跨国网络连结。

荣誉教授法扎尔·里兹维（Fazal Rizvi）在墨尔本大学从事全球教育研究，他是国际公认的全球化和教育政策的权威专家，近年来研究了跨国主义、流散族群和高等教育等新兴理论。

他与《墨尔本亚洲评论》执行主编凯西·哈珀（Cathy Harper）探讨了亚洲和澳大利亚范围内跨国流动、流散族群和高等教育的话题。  

您是那篇报告澳大利亚亚洲流散族群重要文章的第一作者，您的文章探讨了澳大利亚的流散族群在加深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联系方面的潜力。文章里使用了“流散族群”这个概念，并认为它能更好地描述当下的迁移形式和多元文化社会。请问您如何定义“流散族群”？

传统上，流散族群被认为是离散群体，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回到自己曾经归属的群体。这是一个承载着记忆和情怀的概念，然而如今的流散族群并非如此——他们与祖（籍）国保持和加深联系，往往是为了从跨国互联互通中获得好处。这样一来，现今“流散”一词的概念就比“迁移”的概念要宽泛得多，因为迁移指的是离开一个地方，前往新的地方安家。它也比另一个传统上与之连结的概念“流亡”的含义更宽泛，“流亡”更多是指因为自然灾害、违法行为、政治原因或其他负面因素而离开出生或定居的国家和地区。在跨国主义的背景下，流散族群的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扩展，甚至大到谁都能被称之为流散人口。因此，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出发，想要正确地使用流散族群这一概念都存在着一定的挑战性。从理论方面来看，它引出了“如何定义动态和不断变化的东西”这个问题。由于人们不断地进入和结束流散状态，流散族群将一直存在。

据估计，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流散族群人数居于120至160万之间，而印度流散族群人数可能在100万左右。尽管人数明显增多，但仍旧很难获取准确的数据。另外，从分析角度看，族群划分也存在问题：已经在澳生活超过五代的人群是否还属于流散族群？例如新南威尔士州北部伍尔古尔加（Woolgoolga）的锡克人，他们目前是澳大利亚人，与印度的联系甚少。来自斐济印度裔群体是否应被视为印度流散族群？印度流散族群是否应该包括来自巴基斯坦的人群，因为官方上该地在1947年前仍属于印度。

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研究时遇到的问题。我们想获得相对可靠的定量数据，但是假如难以建立分类标准，标准又并非固定不变，那么就很难实现这一点。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研究 “流散化（diasporisation） “的过程，即人们如何将自己视为流散族群，以及这样做出于什么目的。换句话说，如何看待和维持与祖（籍）国的联系与自我定义一样重要，这些都是构成“流散化”定义的因素。流散族群只有在与其祖（籍）国、文化或宗教传统有某种情感联系的情况下才是流散族群，但是这种联系到底能追溯到多远，又是一个有趣且又复杂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插一嘴，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谈到了在澳的中国流散族群，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式谈一下在澳的英国流散族群呢？之所以如此其实是因为澳大利亚将自己视为一个盎格鲁-凯尔特人或白人国家，只有那些不是英国后裔的人才被称为流散族群。因此，谁是流散族群，为什么是流散族群，以及如何将自己视为流散族群，其实涉及到权力问题和有关民族归属感的各种设想。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的亚洲流散族群学历高、有上进心、人脉广，并且能够通过与亚洲更为密切的往来促进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但他们却空有长处却无处施展。如何才能让他们更好地施展长处呢？

大约15年前，哈佛大学一位名叫约凯·本克勒（Yochai Benkler）的传播理论家写了一本名为《网络财富》的书, 很有意思。他在书中提到，在全球化经济中，跨越文化和国家边界的跨国网络非常重要。在网络中，人们可以建立贸易联系，发展企业或者是创业创新。他认为，如果想扩大资本市场，网络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不论是流散族群所掌握的语言、文化知识、跨文化技能还是他们的人际网络，都能在促进贸易交流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比如说，人们如何利用流散族群网络在印度或中国进行稳健投资，而不必担心复杂的官僚程序会造成经济损失？他们又如何能有信心解决复杂的国际贸易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这些地方，流散族群的网络都可以发挥作用。

他们不仅熟悉市场，还与祖（籍）国维系着情感纽带。澳大利亚的亚洲流散族群有才能，学历高，有上进心，有过硬的人脉，还有在全球化经济中利用这些人脉的能力。我们曾经采访过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人，他们都认为澳大利亚潜力无穷，这在现如今依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么说来的话，我所描述的当代流散族群概念与我们对全球化进程的理解以及全球化所产生的跨国联系有关。在当代，流散族群这一概念应该是从我们对全球化进程的理解中自行产生。在资本与资讯的跨国流动过程中，流散族群已成为跨文化的主要中介。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流散族群，尤其是印度和中国流散族群，空有长处却无处施展？

也许是因为人们并不是非常理解全球化进程和与之相关的流散族群概念。政策制定者往往难以理解新流散族群的概念，同时也不甚了解跨国网络在日益频繁的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诸如公民身份、移民、国际学生、游客和其他流动人口等概念的理解往往是非常静态的，而我们提出的流散族群概念则更为动态——它牵涉到流散化这一动态过程，而情感纽带和人际网正是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得以建立。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难理解，我们想要传播这些新的概念也很难。只有更深入地探究全球经济的实质，并且明白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流散族群由于其跨国性已然成为国家的重要资源，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他们所带来的资源。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和公司应该简单地将流散族群给澳大利亚带来的知识、文化和其他资源视为可利用的工具。我们不应该只在流散族群对规划和决策有益的时候想起他们，而在觉得从他们身上无利可图的时候又将他们抛弃。相反，流散族群应该参与到决策的各个层面。在我们的研究中，许多受访者认为现实并非如此。

那么那些身处海外的澳大利亚人呢？澳大利亚目前没有与这个群体有关的流散族群政策，这合理吗？

大多数已制定流散族群政策的国家都会收到来自流散族群的大量汇款，这些国家的经济往往相当依赖此类收入来源。例如，菲律宾、土耳其、牙买加和斯里兰卡都有流散族群政策，或许这些国家迫于经济层面的因素制定流散族群政策，目的是获取大量资金。但澳大利亚的国家经济并不依赖流散族群的大量汇款，因此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澳大利亚没有必要制定与海外澳大利亚人相关的流散族群政策。事实上，很多人认为从澳大利亚流出的资金远比流入的资金要多，尽管仍有一些社会学家对此持有异议，例如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的苏普丽亚·辛格教授(Supriya Singh)；但政届普遍对与流散族群相关的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可以听任所有与流散族群相关的事宜自行发展，没有任何问题需要解决。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任何政治群体就这一点对政府施压。但我认为我们不该听之任之，公共政策应该具有教化能力——引发人们思考流散族群的重要性，以及“流散化”在澳大利亚社会中持有经济文化层面的潜力。

企业是否可能比政府更适合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流散族群政策？

我同意这一观点，并且有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然而，要从旧的迁移概念转至更广泛地理解流散族群的形成过程及其潜在的利益，仍然有一些困难。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族裔社区所发挥的经济作用，但它们常常忽略了跨国流散族群网络的重要性。因此，许多时候，障碍在于理解上的困难，而不在于现实生活中实践或是制定相关政策上的困难，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流散族群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只会继续把他们视为消费群体，而不是经济交流和生产力的主要推动者。我们依旧会说，由于 “澳大利亚有百分之几的人口有亚洲背景”，因此就得有相应比例的亚洲人代表出席各种会议。但我们却不能充分认识到，在快速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流散族群这样一个能更好代表拥有跨国网络的群体，如何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

其他国家的流散族群政策中是否有值得澳大利亚借鉴的可行内容？

通过对新加坡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非公民大约占新加坡居民总数的10%，新加坡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帮助非公民人群，如何利用他们与祖（籍）国的联系，即使他们并非移民或公民。另外，新加坡也开始思考该如何评价那些生活在新加坡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流散族群（包括澳大利亚人）的贡献。在澳大利亚，针对流散族群政策的讨论主要是关于如何给身处海外的澳大利亚人提供支持，而非仅仅在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空白以外，如何与生活在澳大利亚并有可能做出重大贡献的流动社群合作。

谈到高等教育，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各大学的全球校友交流战略（AGAES）？

澳大利亚各大学的诸多校友在澳大利亚曾生活，短则三年，长则八年。他们自然与澳大利亚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而全球校友交流战略能够持续地维系这种情感纽带。大概二十年前，人类学家王爱华（Aihwa Ong）将这些校友称为“移动的公民”。有些校友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并在澳定居，有些去第三国发展，有些则回到他们的祖（籍）国。很多毕业于澳大利亚各个大学的亚洲校友如今生活在欧洲或美国，其中有的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有的已经找到工作并已定居。同样，他们对澳大利亚也有很深的感情。全球校友战略旨在确保大学与他们保持联系，其中许多人与澳大利亚以及祖（籍）国或第三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此，校友便跨越国界联系了起来，建立起高生产力的跨国网络。因此，校友战略能够创造效益，但各大学尚未决定如何利用此项战略并欲求达到怎样的目标。

您认为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目前澳中间紧张的双边关系对您所阐述的论点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中澳贸易关系在未来十年左右究竟会如何发展，非常难以预测。近来有消息称，澳英美联盟（AUKUS）和澳大利亚打算购买核潜艇，我不确定此举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不幸的是，诸如此类的宏观政策在极为微观的层面上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面对目前的紧张局势，中国的个别官员可能会推迟签发从事贸易所需的许可证，因为他们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有可能阻碍良好关系的建立，例如，在澳华人会害怕通过跨国网络进行贸易往来，或者澳大利亚人可能拒绝接受前往中国访问的邀请。这种宏观层面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着个人在微观层面做出决定。有效的跨国贸易关系需要双方对国家机构的信任，然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使之难以实现。

当我们在研究2016年关于澳大利亚的亚洲流散族群的报告时，大多数受访者都相信他们能够克服中澳关系低迷带来的挑战，只有为数不多的受访者提醒我们要注意这样几个新出现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的回暖表示出恳切希望，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现在回去采访同一批人，我相信并不会得到对中澳关系如此热切和积极的看法。他们不会对建立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层面的跨国网络表现得如此自信。即便是对中国学校有合作意向的澳大利亚学校，此刻也犹豫了。政府间的关系一直影响着公共外交的可能性。当民族国家之间存在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时，外交就变得更加复杂、困难和具有挑战性。

目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赴澳学习的中国大学生人数仍尚不明确。然而，澳大利亚的大学已经完全依赖这一收入来源。许多大学在规划的过程中早已把逐年增加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考虑在内。一些大学设想，在可预见的未来，留学生的数量每年会呈现2%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他们投资资产设备及其他项目，甚至还可能进行贷款。如果这个设想不能成真，那么我不知道这对这些大学的的财务规划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不为大学制定财务规划，但我知道的足够多，所以我认为中澳间的关系紧张对澳大利亚的大学来所并非益事。

针对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产业，特别是那些容易受国际学生市场变动影响的大学，在中短期，比如3到5年内，您认为会有怎样的发展？

过去一年半进行的消费者调查明确表明，中国和印度的学生和其家长对去澳大利亚留学的意向仍然很高。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许多中国人和印度人不愿固步自封，所以这种留学意向甚至还会攀升。他们把国际教育视为一张能走出印度、中国或其他国家的通行票。从这方面讲，我们对教育市场仍持乐观心态。但是，乐观与否取决于看待学生市场的不同角度——是否能实现跨境流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是否会保持以往的强劲势头；或者是否会受到留学预算削减的影响，从而降低澳大利亚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已有证据表明，不少学生正在考虑，澳大利亚是否仍然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在澳大利亚针对亚洲学生的种族歧视事件塑造了人们对澳大利亚生活的想象，显然对教育市场并无帮助。诸多因素会让有意向的学生望而却步，其中包括对留学质量下降和政策不确定性的看法。

澳大利亚的大学和政府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些问题，但我不确定政府是否已进行具有创新的政策工作。例如，政府可能需要考虑尽早向留学生提供永久公民身份，而不是规定留学生需等待2年或2年后才能申请，并且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耗费18个月或更长时间以及大量费用。换言之，政府可能要用移民这个 “诱饵” 来激励潜在的学生，移民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在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的直接结果。我不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或社会会喜欢这个想法。但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是我们在恢复学生人数方面必须考虑的政策因素。然而，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政策问题正得到系统性的探讨以及创新性的研究。

您认为大学应该进行怎样的创新性思考？

首先，他们应该努力了解已经形成的跨国公共空间，并思考它能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除了国际化的商业，我们应该研究跨国连接的新形式对大学、大学课程和教学方法意味着什么。例如，全球环境危机、人员的全球流动和难民的问题，引发了关于人类互联互通性转化的思索。这些问题要求我们考虑什么样的教育适合那些身处所谓“风险社会”的学生，疫情凸显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学生人数的恢复是很重要的，但还有更多关于我们和学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基本教育问题。我知道，大学有许多新的挑战，它们不免感到恐惧，但我认为关于高等教育的核心目的及其管理的重要问题不应被忽略。

您或许能进一步谈谈跨国主义和流散族群如何影响澳洲高等教育的大趋势。您如何看待它们发挥的作用？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跨国互联互通是未来趋势。全球流动率可能会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下降，但思想和文化的流通并没有被影响，它们产生了新形式的相互联系。我们可能身处不同的背景。虽然人口的流动大大降低了，但信息和思想的传播却加强了。通过在线学习、在线研讨会和其他跨越国界的交流模式，信息和思想的传播得到了加强。在我看来，知识共享和思想共享从未如此重要过。   

我对高等教育的潜力充满信心，能在跨国互联互通、跨国对话、思想探索、创新和变革方面作出贡献。我担心的是，过度依赖国际教育的市场模式，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管理主义，可能会阻碍高等教育的潜力。我们需要摒弃目前主导着高等教育思维的狭隘的工具主义。这一切到底将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我怀疑大学可能会变得高度分化 —— 一些顶尖的精英大学从事某些特定类型的知识工作，而其他大学则成为大众教学的场所。

想要理解全球经济的本质和文化全球化，就不能忽视跨国互联互通。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构成中，我毫不怀疑，流散族群将发挥重要作用。高等教育将是塑造和培养这些流散族群的场所。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国内外大学建立的联系有可能改变我们社区以及他们祖（籍）国所扮演的角色。

图片：墨尔本的洒红节庆祝活动

来源&鸣谢：阿拉姆·辛格& Flickr网站 Alam Singh/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