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李一凡（Yifan Li），吴可（Ke Wu).
过去数十年来，澳大利亚人一直在谈论亚洲崛起、以及澳大利亚要如何做好与亚洲强国打交道的准备。显然，亚洲从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上都已经“崛起”。
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近期发表了一份重要报告，探讨澳大利亚人面对“崛起”的亚洲是否做足了准备。
这篇报告名为《澳大利亚亚洲教育的当务之急：亚洲研究的趋势及其未来发展方向》，主要作者之一包括来自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梅丽莎·克劳奇教授。她接受了本刊执行主编凯西·哈珀的采访。
“亚洲正在崛起”这个概念，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应该已经很熟悉了。不过，你们的报告中却提到“已经崛起”的亚洲，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不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当下的现实。你可以对此展开讲讲吗？
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期间，“亚洲正在崛起”曾是热门话题，而如今已经是（被誉为亚洲世纪的）2020年代，现在正是一个回顾亚洲崛起程度的机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亚洲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正在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角。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数量正在增加，许多国家未来都有望取得强劲经济增长。贸易和经济数据显示，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双边贸易都是与亚洲国家进行的，澳大利亚的十大贸易伙伴中有七个都是亚洲国家。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能够持续发展，和亚洲国家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文化因素，比如韩国流行歌曲及其如何在全世界疯狂传播。
具体到教育层面，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许多亚洲国家在国际教育方面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例如，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等国际大学排名，从2016年到2022年，世界排行前200名的中国大学从两所增加到了九所，香港则从三所增加到了五所，韩国从四所增加到了六所。马来西亚的教育出口正在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而印度尼西亚在国内公共研究基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大力鼓励学者在国际期刊上用英文发表论文。所以，从各种层面来看，亚洲地区的高等教育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你如何形容澳大利亚在“亚洲知识”方面的当前状况，以及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
当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此既没有政策，也没有战略。在亚洲知识方面，无论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政府和大学之间，还是小学、高中以及大学之间都没有协调。这才是真正巨大的差距所在，和过去形成了鲜明对比。回看几十年前，那时联邦政府还有针对亚洲知识的政策。那时，政府为了帮助学生学习一门新语言、提高语言技能，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协调和完善体系。同时，澳大利亚新上任的现任政府，已经表示会对亚洲从多方面予以重视——包括从经济上，也承认澳大利亚在亚洲知识普及方面的短板，并有计划采取行动来填补它。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既然亚洲如此重要，为什么澳大利亚现在会没有协调政策？
回望过去二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我们与亚洲的交往侧重点逐渐缩小，主要将澳大利亚的外交视为经济相关，尤其是安全相关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不过当然也有其他例子。我认为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洲，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自己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我们看不到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会因此减少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的外交有效性和诚实度。全面看待我们和亚洲的交往，既要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要重视经济和国防方面的联系，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也是澳大利亚很长时间以来所缺乏的。
就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而言，过去二十年以来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大学的官僚化。现在，大学的高层领导人常常缺乏对亚洲的了解和与之交往。所以，大学里的学者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矛盾：他们认为有必要深入参与和亚洲的联系，并希望推动与亚洲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但他们的努力需要得到大学领导层的支持。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方向。例如，如果政府说“我们全力支持学术研究的商业化，所以我们要给大学很多钱来发展商业化”，那么大学就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像语言技能这种东西是很难商业化的。在高等教育领域还有很多困难。显然，新冠疫情给大学带来了动荡和不稳定性，也带来了财政负担。不幸的是，规模更小、授课时间更长的课程更可能被削减，所以包括亚洲研究在内的许多学位，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更容易受到影响。
报告发现，整体上来说，亚洲研究在大部分澳大利亚大学里都属于相对边缘化的学科，甚至在一些大学里甚至出现了倒退。部分亚洲语言课程，如印尼语和其他东南亚语言的入学人数很少。你觉得亚洲研究正在面临危机吗，为什么？
如果单看语言学习的问题，我认为很显然我们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尽管并不是所有语言都这样，但一部分毫无疑问处于危机当中。挑战之一是，由于缺少联邦层面的政策，小学和中学的亚洲语言学习无法获得资金和支持。过去，大学依靠的是来自中学的生源，学生学习一门语言（很常见的是印尼语）然后在大学选择继续学习更高级的课程。不幸的是，如果小学和中学的课程被削减，或者这些课程的入学人数显著减少，那么大学的生源就会减少。
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由于国际学生增加，东亚语言即日语、韩语和汉语普通话的课程入学人数仍有保障。挑战之一就是，尽管学习语言的国际学生越来越多，但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本地人学亚洲语言的可能越来越少。
很显然，我们的国际学生和国际校友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当考虑澳大利亚和亚洲的交往时，我们绝不可以忽略他们。但是让澳大利亚人，无论是亚裔还是其他种族，花费一定的时间来认真学习一门语言，并将它作为跳板来参与和亚洲的来往并获得更多机会，这样的做法是很有价值、也很合理的。
在报告中，你对传统的区域研究，如亚洲研究（对特定国家的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和后区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趣的区分。学生和企业似乎都想要一种更加通用的、跨国的研究方法，亚洲研究是否已经与他们的需求脱节？
我应该承认，我并不在亚洲研究学院或者任何相关项目任职，不过我的合著者爱德华·阿斯皮诺尔（Edward Aspinall）却是如此。我们想要两全其美：毫无疑问，我们很重视更传统的亚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意味着大学通常会为亚洲研究专门开设学院、系、学部或者专业。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无论是日本研究还是韩国研究或印度尼西亚研究，都可以到达一定深度。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版块的现实——大部分本科生是双学位，例如文科/商科兼修、文科/法学兼修或是文科/理科兼修。这种后区域研究的模式的好处之一是，其他学科也可能向学生提供亚洲相关的课程。比如，商学部和法学部会为学生提供关于日本商务或者中国合同法的课程。我认为学生如果在学习中文的同时，还学习中国的商业法，会得到极大的协同效应。然而，挑战在于，很显然商学部和法学部不会推广语言课程。还有一个难点是，学术人员依旧依赖于学部领导层对亚洲的价值肯定，只有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才能开设亚洲相关的课程。如果入学人数非常多，那就没问题，但大多数课程的入学人数都会有增有减，所以你需要得到学院（系、研究所）负责人或学部的支持，才能让这些课程继续下去。我记得澳大利亚大约有 11 个亚洲研究课程。但很明显，如果我们着眼于后区域研究方法，那么在将亚洲研究更广泛地主流化方面，我们将有无限的可能性。
为什么学生更愿意选择更国际化、跨国家的学科，而不是在某个特定国家相关的知识领域深造？
这个问题，我或许会换一种表达方式。根据院系学部或研究领域的不同，学生往往需要研究澳大利亚或澳大利亚在整个世界的地位，而不是在其所属的区域。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因学科而异，例如，在法学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大量关于澳大利亚法律的科目，才能获得执业律师资格，而且学生必须先学习这些科目，才能选修有关亚洲的课程。 但是，全球化和国际化已经成为现实很久了。亚洲是这一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将亚洲研究宣传为这一更广泛现实的一部分。因为，研究印度如何适应全球化的力量与研究澳大利亚如何适应全球化的力量一样，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并且有用的例子。
你是否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区域研究与后区域研究的优劣之争，而是更围绕着资金问题？
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源于各大学响应政府的激励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形式一般为提供资金，或创建不同的学费收取方式和学位等。当特定领域的资金出现断流，学术界就很难向学部和院系解释为什么要继续开展某些规划项目。
就拿最近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来举个例子吧。在旁人看来，各大学对此事的态度应该是“哇塞！那些懂印度尼西亚语言和文化的澳大利亚人以后的工作机会可多了去了！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加入充裕的、有关印度尼西亚的知识，提高学生未来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这些驱动力也就不复存在了。当然这些政策是的确存在的，联邦政府发起的新科伦坡计划(New Colombo Plan)就是其中主要的一项。这项计划实打实的促进了澳洲学生赴亚洲地区学习的短期流动性，其方式与结果都是可圈可点的，也有非常多正面的的相关故事。然而，此计划的短时效性也是它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学生们会因为这项政策前往印度尼西然后爱上它，他们会想“我要是会印尼语就好了。也许我应该在回到大学后，把印尼语作为我学位的一部分” 但等他们回去后才发现，他们的大学并不提供印尼语课程，学习的过程会因此很艰难，或者他们的学习进度已经不符合要求了，总的来说就是失去了机会。 澳大利亚需要建立使学生能够与地区建立长期联系的安排。
报告提出的几项建议包括制定有关亚洲知识的联邦战略；重新为亚洲语言提供联邦政府的支持；各大学应加强与亚洲相关研究以及与亚洲地区大学的联系等。你能否为我们总结一下你乐见实施的一些关键要素?
联邦政府的战略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虽然由政府领导，但它需要将亚洲知识问题方面相关的利益相关者们聚集在一起。不单单是指各大学，还可能包括中学和小学、语言机构和各州和领地政府。不难想象，我们应该像上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初那样，为各个学校建立全国性的亚洲语言和亚洲文化学习项目。其中的有些模式我们已经涉足过了。研究表明，以前的政策确实有助于提高学生入学率，增加课程数量，因此我们是有模式可借鉴的。此模式的关键在于亚洲语言，因为通过语言学习，学生们对于亚洲地区的了解能够更上一层楼，从而也可以产生连锁反应。同样，我们过去也有上述情况的例子，在当代环境下重新考虑这种行为模式不应该是一件难事。我们需要自问的问题是：学生应该在当地把这门语言学到什么程度？澳大利亚的学习环境又应该给他们提供什么？我刚刚提到过新科伦坡计划，该计划据我所知将继续运行，可是近几十年来，许多研究项目受到了削减，其中包括对进行亚洲研究的研究型高等学位学生的支持。新科伦坡计划是为本科学生设计的，这就意味着它赞助的大多数学生的语言水平还处在初学者阶段。然而在考虑资助博士研究时，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学生会着力用三年或更长的时间来研究某一特定领域，他们有热情，只需要一些资金，他们就可以在日本或任何什么地方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实地研究。再次重申，我们过去也有这样的项目，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真正可以重振高等学位领域、培养出对领域知识深层次了解的专家的机会。
在整个大学教育层面，我们看到各大学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规划，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各大学规划成为亚洲知识的全球领先者。同样，这对政府和大学都有好处。这就需要各大学向校内具有亚洲知识研究经验的学者们请教如何去发展亚洲知识学习。澳大利亚都有许多大学已经决定采取这种方式来打造他们的国际履历，即让拥有专业知识的学者担任领导职务，带头帮助他们开展位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活动。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
不管是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对澳大利亚和地区的各大学来说，学术自由都尤为重要。在亚洲，学术自由通常会在持续存在的独裁主义下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也清楚地区的许多同事和合作者都面临着非常现实的挑战。然而，相似的情境也在澳大利亚上演着。我们所需要的是各大学重新致力于学术自由，因为只有这样学术人员才能够感受到在地区开展研究是一项被支持的行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充满挑战的年代，这种支持正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一盏引路明灯。
联邦政府对亚洲研究缺乏战略和资金支持的部分原因有没有可能在于，亚洲研究中对于专制政府的分析和批评可能会带来政治问题？
当我们就这份报告进行调查研究时，从中获得的一个明确信息是人们非常关注亚洲在安全层面上被如何讨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这一现象表现为要求学术人员公开与亚洲有关的任何形式的合作。最糟糕的情况是，由于此类政策，学者无法参与合作研究、合作申请资助、发表论文以及其他协作，这也是我们最不想目睹与经历的。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和地区的合作者进行的合作和资助有显著增加。上一届政府认为每个角落都存在着安全问题，这样的假想所带来的挑战之一是，地区的合作可能会受到遏制。
当前政府对亚洲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你对他们的应对有何现实期待？你是否认为亚洲研究和亚洲语言学习所面临的现状会因他们的决策发生而重大转变？
我认为对大学和政府这两个方面来说都是可以保持期待的。从政府层面来讲，我觉得我们有理由保持希望，虽然现实一点讲这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有迹象表明，新科伦坡计划有一些变化的苗头。尽管如此，我认为只要是能够重新致力于此都是好事一桩。另外，对于亚洲知识的支持同样也有了潜在苗头，虽然在现阶段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我想我们应该也知道政府做出的关于越南的公告，将其列入了特别关注范围内，短期内也可能会在这方面有所进展。
从各大学的层面来说，虽然我们刚摆脱了新冠病毒，并仍然与它共存，各大学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弥补他们的财政收入以及吸引更多的海外留学生。但是我希望各大学的领导层能够通过这次新冠病毒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度依赖某一特定市场的收入所带来的风险，如国际留学生市场。鉴于东南亚经济增长的潜力，部分大学，这里不包括所有大学，意识到了巨大机遇的存在。这种机遇也许能够帮助他们在考虑海外留学生或者海外校区的时候更好地平衡风险。
调查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的大学正在发生变化，例如正在本地区设立新校区、联合学位以及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产生等，而这些都需要关于亚洲的专业学术知识来进行打底。你认为这对于亚洲研究的未来的重要性何在？
我们在新冠流行期前关注到了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趋势。这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离开过澳大利亚几年后返回，并注意到了本地的留学生和国际参与热潮的人所做出的感想。现在，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封城已经是过去式了，联合学位项目等措施可能会被重新注入活力。就联合学位而言，目前开展的规模还是比较小，但我认为，这种情况在未来会根据学生的意愿发生变化。亚洲学生的意愿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做出调整以适应他们的意愿？我认为这个领域会不断的变化，但是能够确定的是新冠病毒之前的一些趋势会重新回归到正轨上来。当这一切再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大学就会需要更多具备足够当地学术知识的学者，因为我们有对国际学生们的义务，正如他们也在多方面的支持着大学所做的事。对此我们提出了一项建议，也就是来自国际留学生的收入应重新投资于亚洲研究。各大学已经对来自国际留学生的巨额盈利习以为常，因此在支配这些盈利时也相对随意。我认为我们应该更战略性地去行动，并思考如何将澳大利亚大学定位为亚洲研究和与亚洲友好来往的持续领导者。
我不太确定各大学是否擅长响应雇主的需求。但是对于亚洲知识有需求的雇主是确切存在的。一些与商界有联系的机构发布报告称商界需要具备亚洲知识的毕业生，这一事实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们甚至与政府部门，如澳洲外交贸易部，也有联系。他们表示，在其毕业生计划中，具备印尼语技能或地区其他语言技能的申请者的数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即便是政府毕业生计划注意到了符合他们要求的申请者，那些拥有足够亚洲知识的申请者数量低下。因此我们更需要政府本身去向各大学发出“雇主们需要具有亚洲技能的毕业生”这一讯号。
图片：2019年新科伦坡计划校友大使新生招待会：堪培拉。版权所有：Asialink.
日期：2023年3月13日
版本：2023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