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张素安(Suan Zhang)，胡博伦(Bolun Hu)，沈若竹(Ruozhu Shen)，甄禹萌(Yumeng Zhen)

几十年来，澳洲政府及诸多机构一直承诺要提高澳大利亚的“亚洲素养”。

但这个目标得以实现了吗？20世纪80年代对于语言培训项目和语言学习持续增长的投资是否带来了持久的变化，还是说，澳大利亚仍然对亚洲语言的教育相当自满？

约瑟夫·洛·比安科（Joseph Lo Bianco）教授是一位澳大利亚备受尊敬的语言教育专家。他表示，若澳大利亚希望提高其亚洲及其他语言的素养，则需将语言学习列入澳大利亚学校的必修课程。

以下为洛·比安科教授与《墨尔本亚洲评论》（Melbourne Asia Review）执行编辑凯茜·哈珀（Cathy Harper）的访谈记录。

您曾表示，“在人类事业的每个领域，共同的语言使我们跨越差异联结起来、共享资源、相互合作并组成机构、经济体以及国家。” 也许没有比在疫情期间更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联结的时候了，那么新冠疫情对于澳大利亚的亚洲语言教育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新冠疫情正在对所有的语言教育产生非良性的、几乎是毁灭性的影响。它确实严重破坏了我们在亚洲语言教学中共同做出的努力。其中很大程度的原因是，语言、语言学习和语言研究是社会性实践活动、需要深入的人际交流。归根结底，对于大多数学习者来说，学习语言就是去习得在真实世界中对话的能力。尽管公共政策往往非常功利，但大多数专业的语言教学人士相信语言学习与人类的某些方面密切相关，并且认为语言学习能够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具互动性，哪怕程度微小。我认为这种精神激励着许多从事语言工作的人，也激励着他们下决心将语言研究这项事业作为澳大利亚的常规活动，最近发生的事使得这一决心未减反增。

然而，2021年年中，澳大利亚面临健康、经济和战略方面巨大的挑战；大学语言专业及区域研究或是取消、或是合并。虽然我认为过去对国家利益的界定过于简单，但如今可以确定的是——削减研究亚洲社会的高水平专业科研项目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2021年，新冠疫情加剧了指导性政策的缺乏和市场力量的失控，澳大利亚的国家整备正因此削弱，这让人难以置信。仅在过去的仅仅六个月内，我们已经严重退步。过去的蓝图并没有渗透到执政阶层的意识中；无论是机构体系还是官僚制度的执行机制，都暴露出其脆弱性，甚至有时是无效的。总之，十分令人沮丧。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将实质性的人文素养和务实的信息策略结合起来，从而发展语言教育。

我们如何才能恢复如初？是否有办法让新冠疫情帮助我们将思路转向更新颖的语言教学方式？

最近，我和同事们做了一项研究，探索年轻人在亚洲语言学习中的主体性。我们安排了一批墨尔本的学生“有组织地”为在中国的学生教授英语，再从中国学生那里学习普通话，研究观察学生们如何理解并勉力完成这项活动、他们所建立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教育和学习理念。未来的一个趋向肯定是要以年轻人对通信技术的亲近感与常态化为基础。我们需要在此方式上进行创新，让学生能够更直接地对语言教学设计提出自己的想法。许多过去教师必须完成的常规工作，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后会变得越来越多余。因此，教师的角色将发生转变，提供个性化、专门化的答疑指导，以及帮助学生对学习进行规划。如果教育部门能够对这些新出现的可能性做出回应，我们就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接触真实语境下实时产生的语言资源。教师的角色仍然很重要，但是会从单向输出转向对学习活动的指导与管理。这些展望让我非常兴奋，尽管我还没有看见在这些方面大规模的实践。

您认为在经历一系列政策的转变之后，澳大利亚语言学习的状况与政策同30年前相比，是改善还是倒退了？

我不认为这能够用改善或倒退来形容，因为现在和以前大不相同。三十年前我们所了解的远不如今天多，比如从前不知道仅仅依赖设定目标并不奏效。我曾经专门对亚洲语言政策的发展进行回溯反思，并写过一篇简短的文章，叫“美好的理想，辛酸的现状”。这篇文章对过去的政策模式，尤其是那些指向性目标，提出了反对意见，譬如“在某日期前，实现42%至50%的12年级学生熟练掌握一门亚洲语言、达到大学专业水准的目标”。自1994年以来，此类目标要求频频出现，但无不以失败告终。未来，我们是继续坚持这种做法，还是诚实地反思微薄成效和失败经历、进行尖锐质疑、并承认这种通过给教育系统强加目标来制定语言政策的做法是有一种存在缺陷的外行行为呢？

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呢？1995年至2000年，在澳大利亚首个《全国学校亚洲语言学习计划》(NALSAS)实施期间，亚洲语言学习领域曾获得近50亿澳元的投入。这些资金的分配要按照精确的、定期的目标进行。纵观澳大利亚历史，语言教学从未得到过如此大体量的支持。但需要质疑的是，这些巨额资金和以设立目标为导向的分配方式究竟带来了什么成果？我发现很多人想回避此类问题。这种做法存在一大问题——它脱离了教育文化和教育专业人士，是一种外行行为，投入的专项经费带来的是外界压力，因此对政策的遵守浮于表面，不会有深层变化。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因为确实已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得到的成果与如此体量的资金投入不成正比，令人失望。

大多数语言政策的问题在于，政策制定者与普通学校和教师几乎没有联系，他们对澳大利亚公共教育的压力、运作和现实也并不了解。有些政策，读起来不过像是几位曾到访台北、东京的贸易使团或顶级商业人士所发表的言论。这些言论受到认可，有利于推进“应该做什么”，但倘若像过去一般过度依赖此类意见，便会导致许多问题。正如实际谈判与学生琢磨交易或模拟谈判之间存在差距一样，语言教育的现实与政策制定者的想象之间也存在差距。

如果教育工作者在设计、商讨教育政策时有更多发言权，所制定的政策便会更加立足于学习的益处，比如学习周围地区的语言时，在文化与智慧方面所收获的益处；所制定的政策也更会基于一般学校所面对的现实制约，更会基于学生语言学习的不同需求、学生的意向及其个人经历。

我不想太悲观，因为在我看来，澳大利亚在的亚洲语言教育方面所做的成绩是极为成功且重要的。日语教学就是最好的例子。1987年颁发的《国家语言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首次对亚洲语言的研究提出了政策上的认可和资助。至1990年，我们已确保日语在澳大利亚诸多地方的普及，并开始实现日语教学的“澳大利亚化”。我们当时有一个现在听起来不太吉利的说法，把学习日语的兴趣称为“海啸”。事实证明，这种兴趣是持久的，而且非常成功。所推行的措施是被一些听起来很简单的主意支配的，比如：为教师提供支持、组织相关培训、鼓励学校接受其他文化、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将它与读写能力和课程中的其他内容联系起来、抵制“外行精英”在校园文化中推广与目前课程格格不入的教学实践。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日语教学在澳大利亚已经有了稳固基础，多年间皆为最为广泛教授的外语，同时是中学阶段最为广泛教授的外语。如果我们纵观各个层级的教育，那么日语和意大利语的教授范围则皆很广泛。澳大利亚的日语教学非常成功，这一佳话已相传多年。 

我认为对印度尼西亚语来说也是一样的，但还有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能看到印尼语教学在许多方面正面临困难，亟待解决。但是某些体系内，印尼语仍然很有生命力、很有前景，譬如在维多利亚州的小学里情况正是如此。 

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单一语言国家吗？

我认为真实情况更加微妙。澳大利亚的国家机构以及主要的社会领域——大部分的媒体，体育，法律以及医疗行业——仍存在于极度单一的英语语言环境内，我们的精英阶层也是一个庞大的单一语言群体。我们的决策领导层不仅仅在口语上使用单一语言，他们的思维也是单一语言的，他们认为单一语言对人类与社会来说是正常的状态。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往大了说，“正常的人类状态”应该是，且一直都是，多语言及多语言的思维和行为。

抛开我们长期的的单语言，我们能发现澳大利亚实际上是一个语言环境十分多样的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来到澳大利亚的大量欧洲移民是社会的主流构成部分。这之中的许多群体十分努力地维持着其语言的活力。我在许多东南亚国家从事语言政策相关的工作已有数十年，近来主要是在缅甸。这些国家的很多人对澳大利亚的认知仍然是：英裔、白人、英语。但众所周知，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接受了大量来自亚洲各地的移民。我也认识一些亚洲移民，他们有些是我的同事，有些是我的邻居，有些是我的朋友。我认识甚至拜访过这些移民在亚洲的家人，他们并不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纯粹的单一文化、单一语言的社会，因为他们的家人在澳大利亚生活。但是，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印象仍然是英裔的、白种人的和单一语言的国家。因此，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澳大利亚的这种 “两面性 “现实——一方面是全球化和人口流动的大环境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澳大利亚深度多文化多语言的社会现状；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对的单语言思维方式和形象。

我们的亚洲邻居们认为澳大利亚是英裔的和单语的，您认为这是否与他们自己国家内存在的多元主义以及他们自己国家支持语言学习的程度有关？

很少有亚洲国家支持其少数群体的语言权利，而且大多数亚洲国家学习的外语都是英语。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关于亚洲的教学内容也不多。我研究过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大体来说也就是东盟的语言课程，这些国家一直致力于推广区域研究，大部分研究是用英语进行的。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课程单元专门介绍东盟国家及其社会和政治构成，但大多数国家的课程往往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以国家为中心（我们的课程也是如此，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中心）。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它必须以为本国培养有文化的公民为导向。但我认为，有一种看法是错误的，即认为澳大利亚通过否定少数群体凸显自己，而其他国家与之相反，是接纳少数群体的。虽然泰国开展了一些多语言教育的实验，越南和柬埔寨也开始支持土著语言，但几十年来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老挝对土著语言教学不持开放态度。相反，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确实提供了多样的语言支持，菲律宾近年来也采用了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开创性的土著语言教学形式。但可悲的是，这些地区已经取得的进展前不久又倒退了。尽管日本对语言差异保持一定的开放态度，但日本和韩国在多语教学方面仍然谨小慎微。近年来，台湾为支持其庞大的原住民群体，制定了许多新政策。

印度是多语政策的典范。印度《宪法》将22种表列语言及英语、印地语认定为全国通用语言。在印度南部英语的使用比印地语多。然而大多数邦属不仅支持英语和印地语，还经常使用特有的邦级语言。近年来，随着《受教育权法》的实施，印度开始支持地方部落语言群体（阿迪瓦西），但全国各地的情况大不相同。

我对澳大利亚的情况一直很乐观，因为我知道，大多数国家对少数语言和其他语言的接受程度远不及澳大利亚。我们的语言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升了大众对于语言的积极态度。过去人们常说，“世界只需要一种语言”，“我们很幸运，我们是一个说英语的国家”，“移民语言应该消失”，“原住民语言是低劣的”。现在人们对土著语言的偏见也已经淡化，但在我刚开始从事语言政策工作的时候，这种偏见非常普遍，而且非常令人震惊。种族主义相当严重——比现在关于语言问题的种族主义严重得多，并且它带有一种强烈的英语优越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在一个乡下小镇长大。距离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世界上最好、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都在亚洲。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刚开始就语言政策采访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时，很少有人表现出英裔的高傲自满。这种优越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但它现在基本上消失了，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项极高的成就。

您认为澳大利亚语言教学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与两国关系紧张有关，比如最近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

语言研究确实会受到国际关系的冲击，但这种冲击不一定是持久的。我们需要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所有的语言上。当法国在穆鲁罗瓦环礁和太平洋其他法国领土上进行核试验的几十年间，澳大利亚出现了反法抗议，其中一些抗议是针对法语及其教学的。对语言教学提出政治抗议的行为，是把外国政府的政治决策与本土语言教学混为一谈。好巧不巧，去年我们便目睹了澳大利亚国内出现的反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因为有些人分不清什么是世界政治事件、什么是他们的同胞所拥有的权利。这令人难过，但确实是现实情况，而且这也呼应了我早前提到过的观点——我们长期无视应有的多元文化。政府应该要警惕政治方面的问题。就像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新冠病毒蔓延的情况下大家需要交流沟通，而我们的权威部门却仍然只习惯于使用英语。曾经我们拥有过更好的语言文化环境，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已经退步了不少。

就汉语而言，如果将12年级学生的表现作为一项有用的指标，那么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学在蓬勃发展、极具吸引力，并且还被推广。我们已经拥有大致的课程计划，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为三种水平的学生提供汉语教学，这已经比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的汉语教学设计要好得多了。我们能够同时接收学习过汉语且能流利使用汉语的学生、完全没有学习过汉语的学生，以及处于中间水平的大部分学生——会说汉语方言的学生或主要使用英语的澳籍华裔学生。至于中澳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会对语言学习造成负面影响，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我希望不会有影响。澳大利亚现在非常需要制定系统的政策来提高澳大利亚当地的汉语水平，但我并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政策落实到学校的具体方案。

您之前提到过“正规的语言学习能够助力达到一定的熟练度，也能够提高跨文化能力，因此这应该要被看作21世纪的关键文化素养”，如果您负责制定政策，会怎么做？

我认为需要做到四点。第一，语言学习需要成为必修课。在维多利亚州，语言学习已经列为必修课，但在大多数地区还不是。新南威尔士州尤其让人失望。作为澳大利亚的头号大州，新洲拥有最大的多文化群体，许多群体的组织提出了“自下而上”的语言方案，但正规教育的语言政策十分有限。虽然大多数地区缺少资源，不能立即安排强制性、普及性的语言教育，但也应该将这一点确立为原则和目标。

第二点是优先发展与其他学科领域相联系的整合性语言教学实践。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内容和语言的整合，二是通过语言教师和其他学科教师的积极合作。我们在一些学校的日语教学中就是这么做的。通过针对性地开展对2011-2012年福岛海啸和地震的研究活动，与学生一起进行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展示和学习，将课程（地理、环境、社会）与日语及时事联系起来。起初，这种跨学科的整合对非语言教师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地理和社会科学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把学科领域的部分内容交由语言课程处理，接受这种不同于专业方法的教学方式。学生处理现实世界内容的日语能力需要得到明确的培养和支持。有时，学生可能对英语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正如在这个例子中展现的，这些方法的作用是给学生创造一个激发强烈动机的项目，让他们处理一些真实的、有主题的内容。这具有很强的激励性，并认可了学生已有的知识。随着推进跨学科整合的革新，非语言学科的教师变得热情高涨，并致力于创新，因为他们认识到跨学科整合是如何加强而非削弱他们在本学科中的工作。日语教师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语言项目上，并激发学生的兴趣、激活现有知识。这些都是很好的语言学习原则。这类创新需要精心策划和执行，在出现问题时及时解决，并持续下去，因为它们在语言、学科内容和动机方面都能带来良好的效果，并有助于将语言项目纳入一般的教育活动，从而保证其未来的发展。

第三件事是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建立新的教师专业发展；第四个优先事项是，如前所述，对技术为我们提供的便利进行更广泛的探索。

我还认为澳大利亚的课程在总体上需要“多元文化”。目前，将亚洲视角引入一般课程的工作，我们已作出很多努力，但必须继续深入。鉴于人工智能知识的变革将对“什么是素养”的判断造成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般的教育实践，使观点多元化，从而使学生可以将差异视为生活中意料之中的，需要协商、理解和接受的正常现象，并使学生在跨文化互动中培养技能。在新冠疫情之前，世界的互动模式发展了一段时间，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这些模式会进一步强化，如今更加主流化，形成一个高度互动的、流动性的世界。例如，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将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再在法兰克福生活六年。又例如，儿童将持续进行线上虚拟的生活和互动，他们大部分的学习将通过网络进行。

Image: Chinatown, Melbourne. Credit: Christoph Settgast/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