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唐玉婷、张心笛、王波、巩晨晨
自1969年来，约有3600名韩国儿童被澳大利亚家庭收养，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跨国收养儿童群体。跨国被收养者通常不被纳入到移民统计中，甚至有时会被排除在移民人口统计之外，人口统计学家称之为“被忽略的” 、“不为人知的”移民。
研究表明，韩国被收养者在多种社会立场和身份中停留和转变。很少有研究关注澳籍韩国被收养者的经历、与韩国的关联以及他们的文化行动。本文认为，由女性主义哲学家玛丽安娜·奥尔特加 (Mariana Ortega) 提出的“归属感策略”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澳籍韩国被收养者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周旋。
澳大利亚家庭的跨国收养
在韩国的跨国收养始于朝鲜战争（1950-53）之后，它被认为是是一项旨在援助成千上万孤儿的人道主义举措。第一“波”或第一“代”韩国被收养者由美国和西欧家庭收养。纵使收养这种行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就存在，有着很长的历史，但战后在韩国的收养被认为是建立现代跨国收养制度的关键。跨国收养主要是跨种族的；也就是说，儿童被“跨越”国界和“跨越”种族与民族收养。大多数韩国被收养者由白人家庭收养，并在以白人为主的群体中长大。
跨国收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到 “输送国”和“接收国”的各种机构、法律和政策。与其他形式的移民一样，澳大利亚官方认可的跨国收养依赖于联邦移民政策和州当局的推动。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标准和保障措施（包括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1993年《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它们具有相当大的道德影响力，但往往欠缺可执行性。
随着1975年4月越南战争结束时出现的“婴儿运送行动”，澳大利亚的跨国收养也在战争和军国主义的背景下正式开始。澳大利亚夫妇对越南儿童的收养与国内收养率下降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国内跨种族收养行为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都面临着公众的谴责。正如学者约夏·福尔克特（Joshua Forkert）和帕特丽夏·弗兰克（Patricia Fronek）的研究表明，媒体在塑造国际收养成为援助危难中儿童的人道主义办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弗兰克（Fronek）阐述了澳大利亚人的收养意愿如何迅速“从越南儿童转移到韩国儿童”上。1977年12月，第一批正式的韩国被收养者抵达：八名婴儿乘飞机抵达新南威尔士州。
值得注意的是，与收养越南儿童一样，在跨国收养计划正式建立之前，已经出现韩国儿童被澳大利亚家庭收养的案例。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政府官员和社会工作者面临着来自父母团体日益增大的公众压力，要求他们帮助促进海外收养。由于澳大利亚移民局不愿意发放签证，一些被澳大利亚父母收养的越南和韩国儿童无法进入澳大利亚。涉及种族歧视性移民政策的国际规范不断变化，澳大利亚几十年来制定的白澳移民政策解体。在这些背景下，收养者父母协会于是给政府施加压力。
面向韩国儿童的跨国收养计划
尽管面向韩国人的跨国收养一开始仅作为战后的临时措施、还有几项政策旨在逐步取消这种收养行动，但是其仍在继续实施。自朝鲜战争停战协议以来，被收养到西方国家的韩国儿童预计共有18万人，而澳大利亚的韩国被收养者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第一“代”韩国被收养者为拥有韩国母亲和美国或欧洲军事人员父亲的混血儿。到了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被收养者都来自所谓的“完全”韩国父母，由未婚母亲所生，并被归为“私生子”。研究人员估计，有多达12万名海外韩国被收养者的生母为单身母亲。
截止至韩国人正式开始被澳大利亚家庭收养之时，已有大约37000名韩国儿童被收养到美国和西欧国家。战后不久，韩国在朴正熙（1961-1979）和全斗焕（1981-1987）的专制政权下迅速实现工业化。韩国实施了几项计划和法律，实现海外收养的增长和体系化，其中包括1961年的《孤儿收养特别法》，该法为国际收养计划建立了法律框架，也包括1962年的《计划生育方案》，该方案鼓励夫妇限制其孩子数量。在全总统的领导下，对收养放松了管制，并被明确列为韩国移民扩张和 “善意大使”政策的一部分。同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可供国内收养的健康婴儿数量正在减少。跨国、跨种族收养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合法的家庭组建模式。
韩国人被澳大利亚人收养的趋势在总体上与全球趋势一致，于1985年和1986年达到高峰。在这两年里，约有600名韩国儿童被收养到了澳大利亚。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面对国际社会对其海外收养计划的谴责，韩国实施了逐步取消的措施，最初计划在1996年停止运作该计划。在1990到1995年间，海外收养儿童数量下降至每年大约2000-2200名儿童。1997-1999年发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以及修订计划于2015年之前逐步取消海外收养，收养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有所增加。此后，收养率再次下降。
1991-2003年期间，韩国成为澳大利亚跨国收养的主要来源国，2018-2019年重新成为主要来源国。澳大利亚卫生和福利协会报告，澳大利亚在韩国的收养儿童总数是在中国收养儿童总数的两倍之多，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送养国。
跨国收养是“被忽略的”移民
理查德·威尔（Richard Weil）等研究者称跨国收养为 “被忽略的”的或“不为人知”的移民。跨国收养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事实证明，在移民研究中，跨国收养具有挑战性。准确的全球跨国收养数据很难获得。民族和移民研究很少包括被收养者，因为 “在人们的概念中收养并不等同移民”。它通常受到忽视，因为收养涉及的婴儿或儿童是“最小的移民”，并且收养主要被认为是现代家庭组建的一种形式。在“接收国”，收养往往是高度个人化的，被视为私人事务，而不是由国家监管的、基于群体的人员跨境流动。
跨国收养行动和被收养者的移民历史导致了其与其他韩国移民不同的文化特征。与第一代移民不同，被收养者在到达时并不具备韩语能力，即使具备韩语能力，语言能力通常也会在几年内大大消退。大多数人对他们收养前（或移民前）的过去，缺乏记忆和物质财富。由于完全收养需要在法律上与出生家庭断绝关系，而且在韩国被收养的必须是孤儿，因此被收养的韩国儿童无法得知收养前的亲属关系。此外，虽然他们可能与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有某些共同特征，例如，以英语为“母语”，并在 “韩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角色之间周旋。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这些被收养者并非成长于拥有类似移民经历的家庭之中。
作为 “被忽略的”移民，被收养的婴儿和儿童迅速适应并融入他们的收养家庭和社区。正如韩国被收养者贝丝·永洛（Beth Kyong Lo）在文集《身处其中的外人》（Outsiders Within）中写道：“我的移民是被忽略的，是盎格鲁式的。第一代变成第三代”。事实上，在被收养者的著作中所表达的跨种族收养经验和在学术研究中所探讨的跨种族收养经验中，一个关键层面是所谓的 “跨种族收养悖论”。该悖论由心理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M. Lee）提出，指的是被白人父母收养的少数族裔儿童所经历“矛盾”经历：跨种族被收养者是“社会中的少数族裔”，但他们被他人、有时也被自己视为主流文化的成员（即种族上的白人和欧洲族裔）。研究表明，许多韩国被收养者在年轻时认为自己是白人，并倾向于尽量减少他们与同龄人的种族和民族上的差异。跨种族、跨国收养者进入和调节社会角色，因此产生了与其他移民不同的经历。
韩国被收养者侨民：联系、回归
不同于早期关注被收养儿童以及适应、与韩国的联系，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成年被收养者。突出的主题包括寻找韩国家庭（也被称为出生家庭或原始家庭）、被收养者社区和实践主义、种族主义的经历以及被收养者的动态和多重身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收养人撰写的著作不断增加，包括文集、学术书籍、诗歌、回忆录、博客、电影和艺术项目，这些著作阐明了对被收养生活经历具有特殊意义的方面。
自20世纪年代末以来，由韩国卫生和福利部资助的几项调查为被收养者与韩国的联系，以及寻找韩国家庭的意愿和承诺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这些调查针对的是世界各地的韩国被收养者（其中涉及的被澳大利亚人收养的，人数很少）。
结果显示，被收养者对其出生地韩国有很大兴趣，大约80%的受访者在被收养后平均去过韩国3-4次。1999年适用于被收养者的F-4签证，为被收养者提供了在韩国长期居留和工作的途径。据估计，每年有3,000到4,000名韩国被收养者回到韩国，少数人选择返回收养家庭所在国生活。目前还不知道这些群体中多少人被澳大利亚家庭收养，但在未来几年，这些数字可能会增加。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KIHASA)于2013年发布的调查表明，大约有80%的受访者表达了他们寻亲的渴望，其中30多岁的被收养者最有可能已经采取行动。据了解，当被收养者成年后，对寻根溯源的渴望就会增加。那些成功案例中的被收养者来自世界各地——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有其他的一些除美国以及欧洲之外的国家，他们找到亲生父母的平均时间为50个月，其中寻亲时间最长的达到88个月。因此，在韩国政府提供的‘后收养’服务中，最应该提供的是对寻亲和家人重聚的支持。
与众多专注于特定“领养国”的质性研究相同，这些全球调查同样发现，在领养国，被收养者都曾经历过种族歧视，对身份和归属感的模糊问题也屡见不鲜。2011年，与被收养者运营的“海外收养姻缘队”联合进行的调查发现，对于“被收养者身份”这点，身份认同感越强，被收养者心理越健康。这个结果同样适用于认同自己拥有韩国血统。尽管这一发现不具有普遍性，可它的确强调了“被收养者身份”可以和民族、种族以及国家认同感联系起来，但不能被简单地混为一谈。
基本上，澳大利亚的韩国被收养者比美国和欧洲的韩国被收养者要年轻得多。由于收养率和收养年龄的波动，澳大利亚的韩国被收养者的年龄大多为三十五岁左右或十七八岁，而在美国、挪威和瑞典的韩国被收养者大多已年近七十。自1986年以来，随着瑞典的“韩国被收养者协会”的成立，世界各地都建立起韩国被收养者运营的组织，它们会提供资源和支持。“在澳韩国被收养者资源网”是澳大利亚首个由韩国被收养者运营的组织，于2014年建成。
“我是同类却也是异类”：不停变化的多重身份
虽然有一些研究更广泛地关注澳大利亚跨国收养者的经历，同时关于韩国领养的研究在美国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专注于澳籍韩国被收养者的研究仍然相对缺乏。寥寥几篇深入的质性研究填补了现存研究的空虚，它们关注韩国被收养者动态和流动的文化、种族和民族认同，以及跨国被收养者在社群网络中的参与度。
相较于那些更早几代的在澳韩国被收养者，许多被收养者在民族与种族更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然而，熙罗·希瑟尔（HeeRa Heaser）在其撰写的关于澳籍韩国被收养者大移民调查研究（这是唯一一项仅关注在澳被收养者的研究）中发现，被收养者普遍经历过种族歧视。同时，研究也发现在大部分被收养者所在的环境里，作为澳大利亚人等同于做一个白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极具挑战。最明显的就是“表里不一”的体验：以韩国人的外表体验澳大利亚白人的生活。希瑟尔总结道，这种矛盾的感觉源于跨种族领养悖论，它体现在参与者的多重和模糊身份上：“我是澳大利亚人但又不似，我似韩国人但又不是，我是白人可又流着亚洲人的血液，我是同类却也是异类。”
其他的研究也强调了澳籍韩国被收养者身份的模糊性和流动性，以及如何理解“被收养者的归属感是一生的课题”。被收养者经常觉得自己处于一种“交错”世界，既不完全属于他们的收养国，也不完全属于韩国。他们的认同感，以及他们身份特殊性的显著程度都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身在何处、他们和谁在一起以及他们对于自己历史了解多少。 伊丽莎白.古德（Elizabeth Goode）和杰西卡•沃尔顿（Jessica Walton）的研究表明，当澳籍被收养者一去到韩国，他们总会被这种情绪包裹——虽然回到了故土但并未融入。正如沃尔顿所说，身处韩国对于被收养者身份认知的影响是体现在“肉体”上的，因为探寻之路也是一种身体上的修行。就像沃尔顿的一位受访者说的那样：
“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但仅仅是回到了韩国，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好像也感受到了什么……有的时候就是站在那里，看看周围的环境就已经足够。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你的故土，让自己的脚踩在这一片土地上，去闻、去听、去品尝、去触碰。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更加了解了自己一些。”
正如上文提到的，已经有不少被收养者曾回到韩国，有许多人甚至数次前往韩国。同时，社交媒体以及不断增加的学习韩国文化和语言的机会，为澳籍韩国被收养者提供了广阔的渠道去探索他们与韩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其他被收养者之间的联系。澳籍韩国被收养者大移民调查研究中，关于参与者对与韩国收养相关的社交媒体的参与度方面，希瑟尔也进行了分析，并发现社交媒体（尤其是脸书）搭建了一个庞大的移民数字网络，用以构建和维系跨国被收养者社区。对于澳籍被收养者寻亲之旅、对韩国被收养移民的了解以及与韩国的联系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
韩国被收养者文化以及“归属感策略”
“我的身份是美国人，但我的文化，我是说，我的文化身份是韩国被收养者，而不是美籍韩裔。因为美籍韩裔并不像我这样，两者之间成长的文化背景本就是不同的。虽然我们所有被收养者基本接受的都是白人文化，但我们有着亚洲面孔。这种融合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文化，因其承载的偏见、问题与边缘化而变得完整。我们书写着同样的故事，但你知道，这种文化与单纯的美籍韩裔文化是不一样的。”
与其他移民一样，重要的不仅仅是来自何方、如何到来，还有这个人在哪里、怎么生活。换句话说，要理解在当下如何与自己的社会地位共存与妥协。作为“中间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的容身之处在哪？又要如何在这种“中间地带”生存下来？
女性主义现象学家玛丽安娜.奥尔特加（Mariana Ortega）提出的“归属感策略”这一概念在此便派上用场，她强调了人们每天以各种新奇的方式“凑合”，当他们在那种无法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文化间周旋时，这种“凑合”给他们提供了归属感。重要的是，奥尔特加提到了一种“家”的概念，它避开了真正归属感的概念（这种归属感常常会产生排斥现象），它对理想的家的“陷阱”保持警惕，它也放弃了“完全”归属的可能性。奥尔特加提出“归属感策略”来强调“家”总是包含着行为或者活动，因此引起人们去关注行为方式和生活模式的模糊性。
这就让我们能够把关注点从所谓“真正的”家、个体属于哪里的问题上，转移到：无论身处何处，如何能让自己有家的感觉？这之中，关于物质的东西少了，关于“过得去”或“凑合”的东西多了。重要的是培养熟悉感和（重新）居住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仍然是一种继续存在的方式。被收养者需要同时协调多种社会地位和身份，这会产生各种“模糊与矛盾”。而这些被收养者则要“身体力行地”去适应这种模糊性，并通过日常实践打造出一种归属感，尽管这种归属感是暂时的，或者容易改变的。“凑合”因此贯穿于一个人的“多重身份”以及“中间人”的生活状态，也与特权和劣势、失去和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边界感共存。
对于作家桑尼.乔（Sunny Jo）（同时也是被收养者）来说，这种“疏远感”和“无家可归”的感觉促成了韩国被收养者文化的发展，并形成了她所说的“韩国被收养者圈”。现在，世界各地的韩国被收养者贯穿各个年龄层，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已为人父母，或祖父母。就像本章节开头引言中所说，韩国被收养者文化是建立在被收养者不透明的出身以及特定的移民经历之上，并成为了一种作为连接基础的文化形式。实际上，几十年来，韩国被收养者们创造了各种流散派作品，包括美术、文学、戏剧和电影这些形式，对收养和韩国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贡献。和所有的大型团体一样，这些被收养者的观点、经历、兴趣和身份都是多样的。
奥尔特加坚称，作为一个学术环境下的哲学家，“学术界本没有属于我的位置，这也算是我的归属感策略的一种”。作为韩国被收养者群体中的一员，参观或是居住在韩国、阅读、写作、研究、学习、联系——这一系列“中间人”的生活方式都属于“归属感策略”。
随着前往韩国访问和生活的机会增加、与被收养人网络的联系、对韩国家庭的寻找、以及对韩国被收养人文化的了解和贡献，对澳大利亚韩国被收养者“归属感策略”的研究值得继续探索。基于希瑟尔、古德和沃尔顿等学者的重要研究，这项深入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广泛地了解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小部分澳籍韩国群体以及澳籍亚洲群体。
Image: Lotus lantern festival, Seoul. Credit: Vincent G.H. Choi/Fli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