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陈心怡 张海洋
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中国双边关系趋于恶化，影响了澳新两国对中文教育和中国学研究态度的转变。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中文教育工作者和中文学习者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
我们于 2022 年设计投入了一项线上问卷，调查研究在澳新两国的教育工作者是如何看待澳洲或新西兰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转变，以及他们是如何试图应对这一持续变化的双边关系对他们工作和社会关系层面的影响。以下，我们将介绍主要研究结果。
背景
提高中文水平以及提高对中国的理解力一直被视为澳新两国与中国建立双边关系的关键因素。
以澳大利亚为例，这一点在过去三十年的政府政策和教育举措中清晰可见。《亚洲语言与澳大利亚的经济未来》（发表于1994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政策被称为《陆克文报告》，该报告促成了 “澳大利亚中小学亚洲语言与学习国家战略”（NALSAS，执行于1995-2002年间）及其后续的 “澳大利亚中小学亚洲语言与学习计划”（NALSSP，执行于2008-2012年间），这两项计划都为提高在中小学层面的中文学习的接受度提供了积极的财政支持。2012年发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也将中文列为优先语言，并为商界和公务员设定了需具有对亚洲一定程度的经验和知识累积的专业发展目标。不久之后，澳大利亚又推出了 “新科伦坡计划”（NCP，发表于2014年），以鼓励和促进澳洲在校学生（中小学及大学）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学习和实习。
在此期间，澳大利亚学术和专业协会也发表了几份报告，评估澳大利亚中文教育和中国学研究的现状，并提出改进策略。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最大限度提高澳大利亚对亚洲的了解：国家资产的重新定位和更新》（于2002年由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发布）、《澳大利亚中文能力建设》（于2016年由澳中关系研究院发布）、《澳大利亚的亚洲教育要务》（于2022年由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发布）以及最近的《澳大利亚的对华知识能力》（于2023年由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发布）。这些报告均强调了研究的课程设置方面存在问题，并建议加大财政支持和国家协调力度，以改进高等教育项目的中文教育和中国学相关课程，改善中文教师培训，并提供更多在华语国家及地区展开研究和实践的机会。
在新西兰，中文学习得到了推广，但没有太多关注强化学习者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为目标，针对性地培养他们的中国学相关知识和中文读写能力。例如，《怀特报告》（发布于1992 年）强调新西兰人需要会说中文等语言，而新西兰教育部的《21世纪教育政策》（发布于1994年）确立了国家教育目标，为7-10岁的学生设定了学习包括中文普通话在内的其他语言的目标。随后，2007年新西兰课程大纲将学习语言列为八个学习领域之一，并将中文普通话列为主要目标语言。奥克兰大学的 “Tui Tuia 学习圈” 配备了一名国家语言顾问，针对性地促进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并提升语言能力，协助孔子学院分派的中文助教在新西兰各中小学的工作安排。
在高等教育领域，新西兰亚洲研究协会编写的《了解亚洲：新西兰高等教育部门面临的挑战》和新西兰中国理事会编写的《自满的危机？新西兰的中文学习》提供了对新西兰的中文教育和中国学研究的分析，并呼吁扩展这两个重要研究领域。
变化中的澳中/新中双边关系
虽然这些政策和教育举措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几十年前，新澳两国在与中国保持总体积极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背景下，两国为提高中文能力水平和了解中国做出了初步努力。然而，近年来，由于贸易争端和外交分歧，两国与中国的关系逐步恶化。对中国国内和国际政策与行动的担忧，包括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对待方式、南海领土争端、中国对香港抗议活动的镇压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阶段的处理，也导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对中国政府更加负面的态度。
近年来，政府和公众对中文教学的性质和原理产生了担忧。例如，在澳大利亚，中文学习和教学目的以及中文科目的内容有时被视为中国政府的干预，并在媒体和教师话语中被描绘成对国家和文化认同的潜在威胁。虽然新西兰继续在教育和社区环境中推广中文学习，但由于新西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协议，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资助的中文(教学)助理(MLAs)对学校和学生的影响引起了关注。在一年一度的 “中国语言周 “期间，只庆祝普通话而不庆祝新西兰当地华人使用的其他语言，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尤其是在曾今对两国有益的由中国政府直接领导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当地开展中文教学这一议题中，澳新两国的担忧就尤显强烈。2018 年，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州）政府审查了由该州教育部孔子学院协调的孔子课堂项目。虽然审查没有发现“实际施加政治影响的证据”，但确实发现了“许多具体因素可能使人认为孔子学院正在或可能在该州教育部提高不当的外国影响力”。该孔子学院和与之相关的13个孔子课堂于 2019 年关闭。中方谴责这一决定损害了两国关系，中国外交部前发言人耿爽表示，“我们希望澳方尊重中方合作伙伴，多做增进互信的事”。
孔子学院已被写入《澳大利亚外交关系法》（于2020 年生效）并出现在之后的对外国干涉澳洲大学的审查。澳洲议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对影响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门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了调查，建议各大学向公众公布孔子学院协议的细节，并确保加强对人力资源配备、课程和学术自由的控制。其还建议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对任何被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行使直接否决权干预。
线上调查结果
该调查从个人和专业层面探讨了影响从事中文教育及中国学研究的教育工作者，从个人角度出发，对当地孔子学院、主流媒体和教育国际的看法和影响因素。调查还探讨了影响他们对当前地缘政治背景的看法和反应的突出因素，如工作场所（主要是中小学或高等院校/大学）、教学内容、国籍、语言水平等。
调查问卷于2022年3月至9月期间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分发，包括亚太区的大学和研究中心网络、教育宣传团体和组织以及专业教师社群。调查对象主要是直接从事中文教学或中国学研究的人员，以及与中国留学生和具有中国背景的学生有接触、在工作场所或人际交往中参与中国或与中国相关活动的人员。
共有191名教育工作者对问卷做出了回答: 其中98名隶属于高等院校/大学，66名来自中小学系统，6名来自研究所和智库组织，5名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多数受访者在澳大利亚（89人），约三分之一在新西兰。受访者还受过良好教育（大多拥有研究生学位），并会说多种语言（约65%的受访者表示专业角度上精通英语和中文）。
在澳大利亚的受访者（超过 55%）表示，他们认为经济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影响了中澳双边关系。具体而言，他们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以及最近（调查时）宣布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AUKUS）表示担忧。另一方面，新西兰的受访者则对人权等问题导致的新中两国当前面临的脆弱关系表示担忧，但并未指出任何影响新西兰与中国关系的具体问题。
受访者一致认为，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和中国的关系限制了新合作的建立，尤其是在中小学和大学的国际教育和游学、交换学习与交流方面。在中小学系统中，教师们报告称，由于双边关系的变化，他们应对挑战的感受和策略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对社区中文课程持负面态度，以及对这些课程是否能长久维持表示不确定。
受访者在不可避免地参与和中国相关的敏感话题的课堂讨论时，表达了恐惧、谨慎和焦虑的情感。以下摘录展示了受访者在日常学校教学实践中的个人经历：
- 相比以前，（我）不得不回避更多的话题，我必须谨慎的选择说什么、不说什么，有很多不必要的压力。（斜体视为强调，由作者添加）
- 我变得越来越矛盾、不安。有一次，我想知道我的中国文化课上是否有中国的线人，我变得更加焦虑了，原因有几个，其中包括一段过去的工作经验，我曾被班长审问我的政治观念（班长是指班级中的某个成员代表表达大家共同关注的顾虑）。
- 唯一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不愿意展开有关台湾和香港的讨论。
受访者们在情感上受到了挑战，他们对在学习和教学环境中可以安全地涉及并公开讨论的内容越来越敏感，这显然干扰了他们作为专业从教者或学者的体验。例如，根据报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自我审查，刻意选择了对某些当代问题的讨论以及分析的深入程度有所保留，以维持在课堂上对中国的和谐、积极的看法。他们还对有中国背景以及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的需求和利益很敏感，当课堂讨论中提出一些负面描述中国的观点或看法时，他们会特别关注是否这些学生可能会感觉到不舒服或者会有被恶意挑战的感受。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仍有一些受访者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讨论这些问题并提高学生对此类问题的认知。比如，对新疆人权问题和香港市民民主权利和自由被剥夺的担忧。他们认为有必要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然而，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教师，他们并不清楚应该如何以战略性、专业性和分析性的方式处理和协调围绕这些敏感话题进行有意义的课堂讨论。
其中一位受访者分享了策略：
“我在为与中国有关的授课内容构建框架时更加谨慎，使用明确的证据，并在引言中指出，我可以讲授任何国家的国家地缘政治历史，只是我最熟悉中国的而已。然后，我确保对泰国和美国进行同样的批评，以表示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让中国背景的学生感觉受到了攻击。我还会在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同时，展示很多积极正面的关于中华文化的当代研究，以显示我没有偏见。许多中国背景的学生对这类内容感到很有挑战性和不适感。”
来自中小学和高等教育部门的受访者强烈赞同，中澳及中新两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变化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中文语言项目以及学生参与产生了不利影响。一些受访者报告称，一些学校已经做出要了暂时或永久停止开设中文语言项目的决定。在新西兰的情况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导致国境关闭，没有足够来自中国、由孔子学院安排的中文教学助理（MLAs）来支持小学和中学的中文语言教学。一些受访者根据他们的日常教学实践和观察报告，表示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下降，其表现在班级规模变小、报名人数变低和就学稳定率下降等方面。这种下滑趋势也与孔子课堂的关闭以及家长方面的请求和干预（比如“不愿意鼓励学习中文”）有关。正如一位受访者解释的那样，“我们在多所学校教学，有些（学生）要求退出中文课程，改学其他语言。学校的反馈是家长不希望他们参与中文的学习。”
受访者中，特别是在中小学执教的中文教师，也讲述了他们对自身所处的更广泛地缘政治背景的一些不满，表达了希望在学校的中文语言和文化教学中“去政治化”的愿望。他们担心过多关注敏感问题和双方关系的紧张可能会阻碍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跨文化交流的适当关注。正如一位教师所提出的，现在是时候提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积极的教育计划，来解释为什么由于政治和双边关系的变化，学习中文变得尤为重要。”
对中文教育和中国研究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担忧双边关系的紧张局势，以及当地媒体对中国政策和做法的负面描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对澳中和新中双边关系的负面看法，正在对教育者的实践以及学生对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的兴趣和参与产生负面影响。
学习中文的兴趣或动机下降是否直接与双边关系的紧张局势有关并不明确。 中文是相对较难学习的语言之一，主要是因为其复杂的书写体系，这意味着学习进展往往较慢，尤其在学习时间较少的情况下。尽管分配到的课程时间有限，教师们还是感到有必要在他们的中文语言课程中涉及文化研究内容，并且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发展这种更广泛的“中国认知”（即对中国的地理和历史，以及中文社群的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有一定了解），与他们课堂上的基本中文语言能力并重。
在中文课堂上，教师们通常需要教授不同水平的语言能力或在学习中文方面的储备知识及经验的学生，因为中文现在是澳大利亚家庭中仅次于英语之外最常用的语言。此外，中国也是直到2020年为止澳大利亚学校国际学生招生的最大来源国。以中文为第二语言的初学者经常发现自己与在家中讲中文的学生一起在学校课堂中学习中文，其中一些学生可能在移民前在中国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中文教育。通常情况下，具有中国背景的学生在对现代中国以及中国当代和传统文化的了解方面水平各不相同。因此，中文教学以及对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的讨论需要学生一定的储备知识和经验以及他们对文化的联系感，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联系感保持敏感。
在高等教育层面，由于学生群体更大，中文课程有更多的机会区分学习群体，学习者可以选择更多的专业课程，以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和“中国认知”。然而，教学中的挑战在于如何能一方面让中国背景的学生坦然面对这些课程中有关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方面开展的讨论，同时另一方面仍然促使学生们仔细思考涵盖的话题以及鼓励他们参与讨论各项议题。
总体而言，问卷的数据表明，与其他具有国家重要性的亚洲语言一样，中文学习有必要增加宣传，以促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了解和积极面对中文对了解中国的重要性和价值。 然而，考虑到目前澳新两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复杂动态，似乎有必要将在中小学和大学学习中文语言和文化推广为一个有趣且值得的教育体验，有意识地把学习中文与职业发展道路、国家利益和当前生活的广泛地缘政治背景这些因素作分离。
现在正是进行更多研究的时机，特别是以探索学习中文兴趣的下滑趋势是否更多地与学习中文的挑战、授课内容的性质以及教学方法有关，而不是仅仅归因于所学的地缘政治背景。
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以及亚洲和我们所处的亚太地区的华人社群的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也需要更加全面，包容跨学科，针对更广泛的学校社群，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中文课堂。2023年澳大利亚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HASS）发布的一份报告强调了在中小学多年级的教学中，设计一个广泛范围的课程时对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重点关注是一大挑战。比如，在7至10年级地理课程的修订版中，仅在必修内容描述中提到了中国一次，在其建议内容阐释中提到了10次。在历史、经济和商业课程内容描述中没有提到中国，但在历史阐释中提到了25次，主要作为讨论不同历史时期时的潜在案例。在当代全球化世界部分中只有一次提到了中国。在7至10年级经济和商业课程部分中没有与中国有关的阐释。
这项研究表明，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构建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本地背景下学习中文的缘由。首先，我们需要考虑在学校教育中如何发展更广泛的“中国认知”引导，而不仅仅依赖中文教师在语言课程中涉及这些内容。我们还需要减少视学习中文为功利性目的的关注，而转向加强专注于学习语言及其相关文化所带来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效益；这些效益也是澳大利亚社会和语言环境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针对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通过将焦点从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转移到更广泛的中文研究和中国文化认知上，需要更加重视澳新本地华人社群的语言和文化多元性，包括不同的语言使用以及相关的文化和传统。结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本地华人社群以及各地多元华人社群中中文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对比，这将凸显中文作为本地语言和重要的全球语言的内在活力和吸引力。
本研究受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的澳中关系与高等教育研究网络的支持。本研究系一项关于中澳关系对教育影响的持续性项目的一部分。
图片版权：安德鲁·史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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