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张容榕、栾晨涛、陈渲、李海荫
李琴峰的获奖小说《独舞》（『独り舞』）讲述了学习语言的乐趣和焦虑。
李琴峰是一位出生于台湾的日语作家，她以非线性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赵迎梅（又名赵纪惠）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者的抑郁经历及出柜经历。在这个复杂的故事中，日语和语言教育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在这个性倾向和性别认同 (SOGI) 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引起关注的时代，这使人们得以了解那些认为自己属于和/或被归为性少数群体的人的经历。
主人公赵迎梅渴望阅读日本畅销作家村上春树的原作，而非翻译作品。这促使她学习日语、在大学里选学日语课。最终，赵迎梅从台湾搬到了东京，并在这座大都市开始工作。
主人公的一篇手记记录了她在语言课堂上的一些所遇所想：
十月一日 （星期三） 雨
在“日语会话2”中，我们练习了量词的使用。在说完“你们都很聪明，所以一定要多生几个孩子来传递你们的优秀基因”后，我们的老师依次问我们 “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将来会有几个孩子？”，并让我们回答。当我被问到“赵女士，你将来会有几个孩子”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沉默。（作者译）[1]
几篇记录后，在11月7日，赵迎梅为找不到课堂上练习对话的搭档而感到烦恼。她还写道，当她回教室去取落下的东西时，却发现同学们在背后议论她。随后，在下一篇11月20日的手记中，赵迎梅向她的心理治疗师讲述了自己“出柜”的经历。
语言教育和语言学习者的脆弱性
李琴峰在《独舞》中讲述的赵迎梅在学习和工作中使用外语的经历，引起了许多在澳大利亚高等学府中学习语言专业学生的共鸣。
许多学生学习语言是希望用原语言来欣赏流行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剧、漫画和动画。许多学生想要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语言技巧，从而与他们在旅居期间邂逅的文化和人们（重新）建立联系。也有学生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对其继承语的理解来加深他们与家庭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许多学生的长期目标是以他们所学习的语言来生活和/或工作。
我们可以将这些学习动机表达为需求及渴望。在酷儿教学法的框架内，这种渴望是“一种迫使我们获取知识并与他人交往的力量”。
语言学习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身份紧密联系的。除了其他赋予意义的渠道，如服装、音乐品味等，我们还使用并通过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欲望，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点滴。用另一种语言来塑造自我是一个充满发现的过程，且从很多方面来说，也是令人愉悦的。然而，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令人焦虑的时刻。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语言课堂上，在学习新的词语组合方式的同时，我们还通过目标语言来塑造自己。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围绕着我们带入语言课堂的关于自己的认知得以实现。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来获取对自己的认知。所以，在课堂上，当我们和同伴进行互动时，我们也更新了对自己的认知。在语言课堂上，我们实则是根据在语言群体内我们身上的标志性特点而被贴上不同“标签”。
《独舞》促使我们反思语言学习者的脆弱性。它敦促我们关注在主流语言课堂上如何理解和正确应对性倾向、性别认同、心理健康和接受度。
实际上，语言教育的关键方法要求重新审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这在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澳大利亚高等学府语言教室中的尊重
鉴于“至始至终的尊重”项目（Respect.Now.Always，一个关注大学内性暴力、辅助大学应对性暴力事件并为受害者提供支持的项目）的成果，我们有必要在高等教育的语言课堂中重新讨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SOGI）问题。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AHRC）的报告指出：
- 在澳大利亚各大学中，女性学生在校内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几乎是男性学生的两倍，而其遭受性侵犯的可能性是男性学生的三倍以上；
- 44%被认定为双性恋的学生和38%被认定为同性恋的学生称在校内受到过性骚扰，而相较之下，在被认定为异性恋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仅为23%；
- 2016年，相比于女性学生（25%）和男性学生（15%），跨性别学生和多样性别学生（45%）更有可能在校内受到性骚扰。(所用分类的细目及更详细的分析详见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改善我们的课程”报告。)
作为对“至始至终的尊重” 报告的回应，澳大利亚大学联盟发布了《应对性侵犯和性骚扰报告的大学指导册》和《尊重监督关系原则》，联盟内各大学也已采取各项举措。
2017年，澳大利亚大学联盟发布了十点计划作为初步回应，其中涉及大量与语言相关的问题，包括界定同意与否的语言、获取口译员的帮助、包容性语言，以及在课堂上和在研究及研究培训工作中尊重地使用语言。墨尔本大学的“大学中的尊重”网站上也强调了“尊重”，强调尊重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墨尔本大学重视多元化和包容性。该校的 LGBTI+（即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中间性别者等性少数群体）政策也清楚地展示在主网上，由“自豪地建立起我们的行动关系网” 组织提供的培训和指导项目日益增多。
鉴于在一些如文科等学部中认定自己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中间性别者和/或非二元性别者的学生及教师的比例较高，“至始至终的尊重”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便令人尤为不安。2019年，由墨尔本大学机会平等和多元化副院长领导的工作小组聚集在一起，为学部内的师生开发资源。在工作组和文科教学创新团队的合作下，且在“自豪地建立起我们的行动关系网” 的支持下，“尊重性别和性倾向”的教学方案于 2019 年 10 月在文科学部内启动。
项目总结报告中概述了该方案的理由，强调了酷儿教学法的价值。援引诗人及学者斯泰西·韦特（Stacey Waite）的《酷儿教学：写作及认识的根本可能性》，报告指出，“酷儿教学法让我们明白‘实际生活与理论实践’之间的联系，并有效地指导我们在文学部内创造‘充满活力’、‘高适应性’的知识环境。”酷儿教学法指出，将异性恋看作是唯一合理的性别及性倾向的这一想法是有问题的，并对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常规设想和刻板印象提出质疑。
尊重多元化的多语言和多文化教学，还需要什么？
特定的多语言和多元文化资源亟待开发。首先，在高等学府的使用单语的学生和教职工中进一步营造尊重多元化的氛围，因为他们可能不了解性别和/或性倾向在其他语言中的表达方式。其次，为高校学府的多元语言教育提供资源，以供教职人员在课堂上共享和使用。著名女权主义学者兼作家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在她关于高等学府中的种族和多元化的著作中表示，多元化既具有象征性又具备实质性。它“既应该是口头上的表达，又应该被写进文件中。”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仅仅是嘴上说说是不会推动“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产生的。
除其他事项外，“尊重性别和性倾向”的教学方案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高等学府如何打造安全、包容和相互尊重的校园环境；关于包括LGBTIQA+（即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中间性别者、酷儿、无性恋者等性少数群体）学生在内的健康和幸福感的统计数据；包括首选称谓和人称代词的使用在内的关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相关观点的概述，尤其是关乎文化和语言的与社会性别相关的礼仪；促进包容性课堂互动和学习的“最佳实践”策略；以及可在课堂上使用的在线多语言资源。
虚有其表的包容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在语言教学中，仅仅在语言教材中象征性地引入双性恋者、同性恋者和/或跨性别者作为次要人物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做法可能成效颇微。正如教育学学者兼心理分析学家黛博拉·布里兹曼（Deborah P. Britzman）所述：我们在教学中缺乏对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思考，不禁让人质疑“为什么没有对这类话题进行探讨”。我们必须停下来去思考我们认知和程式化日常的局限性，这使得性别和性倾向只与少部分性少数群体人士而非绝大部分人有关。
日语课堂中的性倾向和性别认同（SOGI）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必要质疑欧洲酷儿教学法在语言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并在多元语言课堂中强调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问题。这也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受新冠疫情影响，现推迟到2021年举办）前夕的日语教育有关，当时日本已经出现了 “LGBT潮”。
《国际奥林匹克宪章》中关于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如今的“LGBT潮”。 多元化意识和相关培训也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LGBT “作为一个术语所经历的商品化演变，使其与为性少数群体争取合法权益和取得社会认同的当今地方性政治斗争相脱节。这些斗争在日本多元化历史上都有详实的记载。
2018年，”LGBT “一词首次被收录到岩波书店发行的权威日语词典《广辞苑》（『広辞苑 』）最新版本——第七版中。但由于词典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概念混淆，一场运动迅速展开、要求修改该词语的定义。在随后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官方发布了相应的修正版。
第七版《广辞苑》是十年来对此权威词典的首次修订。此次修订内含一些重大改动。例如，在“愛（爱）”这个词条中，“异性”二字被加上括号。这一简单的修改行之有效地使得“爱”的定义突破了异性恋主流价值观的配置和/或性别二元论的传统。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变化对语言、文化和政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日本的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活动史中有对修改词语释义运动的记载。而其中最为广泛引用的案例则是一次修改词典、百科全书和其他参考文献中对“同性恋”定义的运动。
该运动所属于日本男女同性恋运动协会OCCUR对东京都政府（TMG）所发起的诉讼。1990年，OCCUR的成员在“府中青年之家”举办了一场夜宿活动。在全体夜谈会上介绍完自己过后，OCCUR的成员受到了其他组织的留宿者的骚扰。对此，OCCUR提出了正式的法律申诉。后来，基于保护青少年不受性活动影响的道德考量，性别隔离的住宿规定不允许所有“同性恋群体”使用青年中心设施。
由于词典和百科全书将“同性恋（同性愛）”定义为一种越轨行为，许多人认为，这导致了大众对性少数群体问题的忽视。为了扭转这一局面，OCCUR参与了一场成功对词典编委会进行的游说运动。1991年，《广辞苑》对“同性恋（同性愛）”的词条解释中，删除了“越轨行为”这一表述。在“府中青年之家”事件中，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决东京都政府败诉，东京都政府不服其判决向东京高等裁判所提出上诉。1997年，东京高等裁判所宣判OCCUR胜诉并获予赔偿。
然而，直到20年后，日本主要百科全书之一，由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世界大百科事典』）才对OCCUR所质疑的词条进行了修订。正如活动家兼作家永易至文（永易 至文）于2017年在《读卖新闻》（『讀賣新聞』）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编纂委员会和出版社的一系列的变动延迟了相关词条的修订工作。
虚有其表的包容远不足够
在“至始至终的尊重”项目和日本“LGBT潮”的双重背景下，认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与语言教学无关的观点已站不住脚。
关于日本的性别、语言和性倾向的研究早已推翻了许多关于性别用语的固有观念，并对性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探讨。语言意识形态（关于我们对语言使用的看法，以及我们如何对这些看法作出的解释）的转变常被引作沿用性别化语言教育的依据，且有着详细的记载。
在日本，在日常对话中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性别化语言——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的人日益减少。虽然大多数日语教科书不再把传统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作为作为学生学习和表达的理想方式，但实际上，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即课堂上性别二元论不可调和，且课堂也不是展现其他性别认同的地方。
日本的流行文化中，有许多涉及语者如何处理日语中性别方面问题的地方。且正如我所写过的，酷儿语言是当代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需要再去观看100位LGBTQ人士出柜的视频，以试图了解自我认同的个体所表达的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多元化在日语中如何展现。自2017年以来，这些短视频每年都会呼应“国家出柜日”进行发布，它们汇集了来自日本各地人们的信息。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一定要注意，这不仅是关于虚有其表的“包容性”的争论，更是一次质疑在日语教学中主导意识形态的契机。
注释 [1] — 原文如下：『日本語会話二』で助数詞の使い方の練習をした。先生は「皆さんは頭が良いので、子供を沢山産んで優秀な遺伝子を残しなさい」と言った後、一人ずつ当てて「◯さんは子供が何人欲しいですか」や「子供を何人産みますか」と訊いて答えさせた。「趙さんは子供を何人産みますか」と訊かれた時はなんと答えればいいか分からず。黙り込んでしまった。」
图片来源：2017年东京彩虹骄傲活动. 版权归属：《朝日新闻》/美国盖帝图像有限公司
日期：2020年5月19日| DOI: 10.37839/MAR2652-550X2.12 |版本：2020年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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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Rainbow Pride 2017. Credit: The Asahi Shimbun/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