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陈逸然 双蕴迪 李悦文 赵展 王苑吉 邱心玥

自2020年初，原本就处于政治和经济动荡之中的中东地区根本无力应对新冠疫情。

当这次百年来最严重的疫情在今年年初席卷中东地区时，该地区的突出特点是：

• 过去十年，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发生了毁灭性内战，经济几乎完全崩溃，平民伤亡惨重、痛苦不堪、流离失所。
• 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和利比亚境内以及邻国（尤其是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境内）的难民营全都人满为患。过度拥挤的难民营无法为民众提供充分照顾和容身之所。
• 城市拥挤且极度贫困，尤其是加沙地带和中东其他主要城市的中心地带。
• 除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和阿曼，后文简称“海合会”(GCC)] 以外，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卫生系统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
• 中东地区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度水平极低——这是治理效率低下、不代表广大民众利益和腐败现象普遍存在所致。
• 中东地区经济体表现不佳。一是因其自身固有短板，尤其是严重依赖单一资源(海湾国家依赖石油天然气；旅游业为主的国家依赖吸引游客的海岸线、考古和宗教遗址)。二是因中东大部分地区采用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先前海湾地区经济已经受到了影响，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从2014年的95美元急剧下降到2015年的48美元，即使到2019年也仅小幅上涨至57美元。在此期间，中东最大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的盈亏平衡点一直在80美元上下浮动。
• 自2017年起，海合会内部出现巨大分歧。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在埃及的支持下对卡塔尔实施经济制裁。起因是卡塔尔管控了半岛电视台媒体网络并对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表示支持。这一分歧使海合会的合作陷入僵局。而在此之前，海合会一直是阿拉伯国家之间开展政治经济合作最有效的平台。
•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位于伊斯坦布尔）谋杀事件，美国国会代表[除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外（Donald Trump）]都对沙特表示愤怒。
•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后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为巴以和谈在中东开展的穿梭外交长期失败，巴勒斯坦人对此感到愤怒和不安。
• 以色列政局不稳，依照其当前选举制度，2019年召开的两次议会选举和2020年初召开的议会选举皆未产生决定性结果。除此之外，在2020年初，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总理因受贿、欺诈和失信罪名被起诉后仍拒绝卸任，致使其名声和权威进一步降低。

步入疫情时代

自2020年2月起，新冠疫情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迅速蔓延，侧面反映出中东是欧洲和亚洲的交叉口。

伊朗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方，病毒可能源于中国。近年来伊朗与中国建立了重要的贸易关系，以弥补其遭受西方制裁带来的损失。伊朗政府迟迟没有实施疫情控制措施，而且伊朗政府专注操纵2月底的议会选举，在公众普遍对选举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仍鼓动公众参与投票，导致疫情形势恶化。伊朗政府并未及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政府最初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伊朗和阿拉伯什叶派朝圣者前往伊朗多处宗教圣殿。

一旦新冠疫情波及中东地区，各国遭受的影响以及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措施都取决于本国的经济水平和动荡程度。

中东地区报告的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通常不可信。许多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政府检测能力有限。大多数政府或出于对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或为保护其国际形象，故意报低数字。然而，官方数据所示趋势仍令人担忧：虽然遏制病毒传播的措施使感染率在疫情的早期阶段有所下降，但由于大多数国家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为首要任务，后期整个地区的感染率呈现上升趋势。

积极的方面是，中东地区的人口大多年轻健康——近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在35岁以下，相对不容易受到病毒的影响。但在多地，公共卫生资源的缺失削弱了这一优势。虽然海合会国家和以色列拥有符合西方标准的医疗设备，但伊朗和其他16个阿拉伯联盟国家（Arab League countries）的医疗基础设施仍不完善。

石油和天然气是该地区获利最高的出口产品。但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活动急剧减少，导致碳氢能源价格暴跌，中东国家因此深受影响。

碳氢能源价格走低扰乱了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主的能源生产国的经济和预算计划，迫使这些国家着力解决国内经济困难的问题。石油价格从2019年的57美元迅速下跌至2020年3月的11美元，后涨回至约40美元。

因此，因缺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相对贫困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约旦和黎巴嫩，在经济放缓期间有望得到较富裕阿拉伯国家的财政援助，但自力更生、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仍最为重要。

如果我们从广义上用三种国家类型（富裕国家、相对贫穷国家和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对中东地区进行分析，便能更加清晰地展示该地区的情况。

富裕国家

海湾阿拉伯国家由专治政府统治，能够强力推行社交限制。充足的外汇储备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像澳大利亚一样，为公民增加补助金以缓解经济停滞带来的影响。

然而，所有海合会国家（即海湾阿拉伯国家）都雇佣了大量的外国劳动力来建设和维护他们的有形经济设施。例如，卡塔尔为主办2022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FIFA）正在实施一项庞大的建设项目。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称，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印度次大陆和包括埃及在内的较贫穷的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住所拥挤，常常多人合住。生活和工作环境都使他们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海外劳工一旦生病，没有资格享受东道国资助的医疗服务，更负担不起私人医疗服务。经济低迷，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这些海外劳工冀求返回家乡，当地政府也希望他们离开。但由于缺少航班，加之母国政府担心归国劳工携带病毒而不愿予以接纳，因此他们的归国之行严重受阻。

同时，这些海外劳工可能成为更大规模疫情传播的潜在传染源。除了为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和其他福利援助，东道国政府别无选择；如果条件允许，政府也可要求雇主承担此责任。

海湾阿拉伯国家现在似乎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检测制度，尽管某些数据的准确性还有待考证。提供各类实时统计数据的网站Worldmeter根据各国政府报告的数据对新冠病毒全球确诊数据进行了统计（本报道中所有关于疫情的数据皆以该统计为准）。截至12月中旬，沙特阿拉伯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59,000例，死亡病例5954例——数据应该较为合理。而卡塔尔报告的14万例确诊病例中只有239例死亡病例，这一数据明显偏低。此外，卡塔尔报告的感染与死亡人数里，其中究竟多少是外国劳工，这不得而知。

5月，以色列似乎已控制住疫情，新增感染人数降到了日均几十人。因此限制措施得以放宽，学校、饭店和酒吧重新开放，员工重返工作场所。

随后，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在该国急剧上升，于12月中累计达到确诊344,000例、死亡2909例。政府被迫重新实施许多限制措施，包括9月份的第二次封城。许多以色列民众对此并不支持。这是因为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腐败指控压力下，被控告过度偏袒他的极端正统派同盟，而且据说该同盟无视医疗规章。

以色列民众越来越不遵守限制措施。手机数据显示，相较于平时，3月份第一次封城期间，人群流动量减少了75%；但在第二次封城期间，流动量只减少了60%。

得益于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资源（石油、天然气等），伊拉克无疑是一个中东富裕国家，它的石油产业已逐渐回到2003年前的水平——2019年，伊拉克日均出口量近400万桶，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4%。

但是暴跌的油价和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让伊拉克经济损失惨重。世界银行（World Bank）预估，2020年伊拉克经济将萎缩9.5%，是伊拉克自2003年来经济表现最差的一年。伊拉克的财富本应使民众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使美好愿景破灭，2019年举行的多起针对政府腐败和生活成本过高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即为有力证据。此外，该国的宗教分歧也表现在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不受伊拉克政府控制。

在阿拉伯国家中，伊拉克的记录死亡人数最高——截至12月中旬，约4000万的总人口中，死亡12,400例。这反映出该国治理存在严重问题。

相对贫穷国家

埃及官方数据显示，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新冠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国家，截止12月中旬，共计死亡6750例。但这个数字不能完全显示新冠疫情对埃及这个高人口密度国家（约1亿人口）的影响程度。在埃及，每百万人中只有9690人接受检测，远低于伊拉克的检测比例（每百万人中95963人接受检测）。

塞西（Sisi）总统 采取了严厉措施来处理民众对疫情防控不力产生的不满。例如，埃及安保机关逮捕了指出医疗和个人防护缺失的医务工作人员。

新冠病毒给旅游业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旅游业是埃及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埃及政府在年中做出决定，即使病毒尚未被完全控制，也绝不能给旅游业按下暂停键。工作场所、饭店以及主要机场因此得以重新开放，同时政府也鼓励外国游客前往红海和地中海的度假胜地旅游。但不出所料，几乎没有外国游客前来。

在官方报道中，伊朗的病毒感染率和死亡人数在整个中东地区位居首位。截至12月中旬，累计感染病例超过百万，死亡病例高达50,000例。但这个数字应该仍低估了病毒带来的实际影响。伊朗的这种情况与美国有相似之处。鉴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这种相似颇为讽刺。在这两个国家，病毒传播速度没有减慢迹象，社交距离限制遭到蔑视，反映了民众对于官方指挥缺乏信任。

据报道，在黎巴嫩的670万人口中，约1200人死于新冠病毒，但该国并不算是中东地区受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但问题是黎巴嫩在过去两年里经历了一系列经济冲击，最终在2020年8月贝鲁特港毁灭性爆炸中直接损失近50亿美元。爆炸事件也凸显了黎巴嫩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2019年下半年，贝鲁特和其他城市针对新纳税政策和政府腐败的抗议活动不断升温，导致人们对黎巴嫩里拉的信心骤降。黎巴嫩里拉的黑市汇率比其官方汇率低80％。无可避免，通货膨胀率飙升。截止到2020年3月，黎巴嫩政府首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拖欠了12亿美元的欧洲债券债务。

疫情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过程——疫情导致人们失业，小型企业倒闭。除此之外，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在海外工作的黎巴嫩群体汇向国内的资金也相应减少。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底，黎巴嫩的财政收入将继续走低，通货膨胀情况逐渐加剧，贫困人口进一步增多。

中东其他贫穷国家的处境虽然没有黎巴嫩这般糟糕，但正朝着该趋势发展。早在2020年3月，约旦就迅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严格执行限制措施，从而在遏制新冠病毒扩散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功。但紧急戒备状态在年中有所松懈，感染人数便立即出现激增。截至12月中旬，死亡病例已达3370例。再加上旅游业停滞不前及海外汇款减少，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约旦的经济将萎缩5.5％，贫困人口将增加11％。

处于冲突中的国家

尽管叙利亚战争尚未正式结束，但也渐趋缓和。在俄罗斯和伊朗的帮助下，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取得了实质性胜利。现在，他管控着除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以外的整个国家。

目前，俄罗斯阻止了巴沙尔对伊德利卜的最终进攻，还与伊朗一起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支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amir Putin）希望能与土耳其统治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保持合作关系。如果战争重启，埃尔多安决定阻止更多难民从伊德利流向土耳其。

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数不清的苦难。目前死亡人数已接近60万。战前1800万人口中约有670万叙利亚民众被迫流离失所、住在经常被损毁的房屋或集体避难所中。这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有560万叙利亚人在境外被登记为难民。据世界粮食计划署（The World Food Program）估计，有1110万叙利亚民众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930万面临粮食安全问题。

支持阿萨德的叙利亚民众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生计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这场人道主义灾难，现在甚至波及到阿萨德的支持者。原因在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经济联系，在内战前以及内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叙利亚一直将黎巴嫩视为获取美元的可靠场所，这对小型企业来说尤为重要。毕竟在发生冲突期间，这些小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叙利亚经济的运转。但现在由于黎巴嫩的银行业危机，他们已难以为继。这迫使叙利亚民众争夺叙利亚本就稀缺的美元，导致叙利亚货币急剧贬值。

因此，包括食品和药品在内的所有进口商品，对普通叙利亚人来说都变得十分昂贵。此外，许多叙利亚人依靠在国外工作的亲戚的汇款生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叙利亚人每年通过黎巴嫩的银行系统获得的汇款就有26亿美元。但目前情况已不再如此。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新冠疫情使叙利亚各地的民众再一次遭受重创。虽然报告显示的感染和死亡人数较低——截至12月中旬只有8320例感染和442例死亡，但这显然严重低估了实际情况，也侧面反映出叙利亚政府检测能力有限。

利比亚目前的混乱局势是2011年北约（NATO）误导性干预所致，这一干预超出了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发布的“保护责任”决议规定的范围。英法两国通过使用该决议帮助东部反叛运动推翻了利比亚长期领导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统治，但后期实际上将利比亚抛弃，任由其自生自灭。

其结果是内战延长，国家一分为三：首都的黎波里附近的西北部地区由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GNA)统治；东北部地区由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将军的反叛组织利比亚国民军统治；南部地区的归属仍有争议，但大部分地区由当地部落首领控制。

2020年6月，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击退了哈夫塔尔对的黎波里的攻击，结束了长达14个月的冲突，目前战事趋于平静。但是双方近期的谈判似乎又破裂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久之后会重新开战。

利比亚许多医疗卫生机构在战争中是被攻击的对象，所以各地的医疗卫生机构都无法正常运作，而疫情就在此时袭击了利比亚。然而，在数年的暴力冲突中，许多医疗专家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

利比亚的检测制度在过去的一年中似乎有所改善，根据现有记录，每百万人中就有7万人接受检测，全国共计1300例死亡病例。然而，目前全国范围内检测的统一程度尚不清晰。

数年来，也门一直饱受人口过剩（其人口有2900万左右，是贫瘠的阿拉伯半岛上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人口大国）、水资源短缺且即将耗竭、政府管理腐败和部落冲突不断的困扰。这一切都导致也门必须依赖国际援助和境外务工人员的汇款。

由于2011年初爆发的“阿拉伯之春”示威活动，长期独裁的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被迫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Abdrabbuh Mansour Hadi）。然而，哈迪总统的逊尼派政权与胡塞武装组织斗争不断。胡塞武装组织是伊朗支持的北部什叶派组织，该组织利用哈迪总统的软肋宣布独立，并于2014年控制了首都萨那。

利雅得方面对胡塞组织的崛起感到十分震惊，并将其视为伊朗人建立反沙特行动前线的一次尝试。在2015年初，利雅得参与战争并采取了残酷的空袭，并未在战争中差别对待也门军方和平民。

另外，联合国发出警告，也门地区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过去5年因战争、疾病和饥饿死亡的人数总和。截至12月中旬，报告的确诊病例数为2083例，其中有606例死亡病例。但由于检测比例仅为每百万人中有578人接受检测，因此这些数据必然远低于实际感染和死亡人数。

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许多澳大利亚民众非常关注中东地区疫情，因为他们有家人和朋友在该地区。然而令广大澳洲民众担心的是，许多中东国家，特别是阿联酋和卡塔尔，是许多澳大利亚商人和西行旅人的中转站或目的地。即使恢复正常通行，在中东地区疫情得到充分控制前，前往欧洲的澳大利亚民众仍会被提醒避免在波斯湾地区中转停留。

黯淡前景

除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外，中东地区在2021年情况明显好转的可能性极小。遏制病毒扩散的关键是新冠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但鉴于中东与北非地区的人口接近5亿，疫苗的大规模接种还需要时间。

此外，华盛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估计，至少在2022年之前，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无法接种疫苗。这是因为人口占比不到全球15%的富裕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已经预订了51%的未来一年可生产出的疫苗。

毫无疑问，较富裕的中东国家将动用财力以尽早获取疫苗。例如，巴林据报道已批准使用一款中国研发的疫苗，而阿联酋正对该疫苗进行试验。

除非中国决定提供免费或补贴性疫苗作为一种软外交举措，否则较贫困的中东国家，也就是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将被迫持续等待。再考虑到冲突国家中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这些国家民众的等待时间会更长。

中东地区经济复苏速度预计较缓。世界银行于10月预测，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经济将在2020年平均萎缩5.2％。该地区的贸易量预计将下降40％，而汇款金额将下降近20％。

如果全球石油需求量恢复到疫情发前水平，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将得到迅速提振，但石油需求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疫苗的推广程度。该地区另一项驱动收入和就业的支柱产业，旅游业的复苏过程预计也会非常缓慢。西方民众即便自身已经免疫，也可能推迟旅行计划，避免前往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国家和地区。2021年侨汇是否复苏将取决于疫苗接种率及移民国或务工国的经济回升状况。

中东地区的政治依旧危机重重。巴勒斯坦在得知耶路撒冷近期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对其与以色列谈判破裂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内塔尼亚胡总理称特朗普总统为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因此他可能会尝试在1月20日特朗普离任前，尽快宣布在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新建犹太人定居点，以此减少来自华盛顿政府的反对。

据报道，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正在海合会各国之间进行调解，旨在弥合与卡塔尔关系间的裂痕。将海合会改组为一个进行有效协商和政策协调机构，这既符合西方利益又符合中东地区的利益。但西方与中东对立，双方间分歧似乎仍无法轻易消除。

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特朗普总统在其剩余任职期内的所为。11月27日伊朗核科学家莫森·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被暗杀很明显是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此后，有人猜测特朗普本人可能会对伊朗采取重大行动，可能下令轰炸伊朗核计划基地。他也可能将中东安全问题视为遗留问题之一，他应该很乐意将其甩给当选总统乔·拜登（Joe Biden）。

无论未来情况如何，这种投机行为会导致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并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复苏。

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至少在未来一年可能仍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问题。并且，疫情爆发加剧了中东地区先前已经存在的各种问题。纵使新冠疫情得到完全控制，该地区未来几年的前景也并不乐观。

Image: Al-Kallasa, Egypt, November 2020. Credit: UN Women/Flickr.